白话散文的写作，也与小说、新า诗并起。其中ณ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适应当时急遽的战斗要求而产生的杂感。这种文体，最初由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第七版等设置“随感录”、“浪ฐ漫谈”等专栏加以提倡而趋于兴盛，以后更经鲁迅等先驱者的长期努力哲学体系。，“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的代名词”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来《向导》等刊物上的“寸铁”专栏，也正是这一战斗武器的运用和发展。
初ม期新诗的作者，还有《新潮》上的康白情和俞平伯，《星期评论》上的刘ถ大白。康白情也在《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集《草儿》，多收“别情诗”和“纪游诗”，如《送客黄浦》、《日观峰看浴日》、《江南》、《庐山纪游三十七首》等。这些诗的特点是写景细致汉以后，也常有人谈论变法。著名者如北宋王安石于政治、经，设色清丽，较多地显示了白话诗活泼清新的长处；但因缺少锤炼，不少诗只成为散文的分行排列。一些哲理诗也一味说理，缺少诗意。格言式的《律己九铭》里，所谓“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则是个人主ว义思想在其诗作中ณ的具体表露。康白情也有少量以劳动者为题材的作品，但资产阶级立场和生活上的隔膜只能ม使他把形象歪曲，所谓《女工之歌》，实际上成了通过工ื人之口对资本家“恩惠”的歌颂โ。俞平伯最初ม的诗集为《冬夜》，色调凄清苦涩。作者不满旧社会的压抑，希望摆脱命运的捉弄，对于“象猫狗一般的死去”的劳动者怀着同情注：《冬夜·无名的哀诗》，但自我力量的微弱，使他时有空虚茫然之感。冬夜景象的凄冷《冬夜之公园》，春日枯坐的孤寂《春里人底寂寥》，秋风摇落里的低回《凄然》，便都是这种情绪在不同诗中的流露。一九二二年以后的《西还》集中，人生多难的感叹更有增长；至于诗集《忆》，则已由á永恒之“爱”的追求转向童年生活的缅怀去了。俞平伯曾长期受过旧诗词曲的熏陶，在他诗中，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作者后来以主要精力从事小品文写作，《杂拌儿》一二编、《燕知草》等集中便有不少细腻而含点涩味、闲适而不免感伤、被称为“青果”似的篇章，它们很少触及重大理实问题，但在艺术上，较之ใ作者所写的诗显然有了成长和发展。同样带着从旧诗词蜕化出来的痕迹的，是刘大白18๖80—193๑2的新า诗集《旧梦》后来重编为《丁宁》、《再造》、《秋之ใ泪》、《卖布谣》四集。但不同于俞平伯的诗作蕴藉苦涩，这些诗晓畅而“少含蓄”注：《〈旧梦〉付印自记》。三五行的小诗，在集中占了很大部ຖ分；它们大多是带有消极内容的关于“人生之谜”的思索ิ、议论，如：“明明镜在花前，为ฦ甚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ฦ甚月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为甚我又在梦中ณ人底梦里？”注：《泪痕》三十七这类作品有时显得精巧，有时不免做作；有时显得机智，有时却只成为文字游戏而缺少真正的诗味。作者也曾写过一些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田主来》、《卖布谣》揭露了地主豪富的贪婪凶残，《成虎不成》、《每饭不忘》赞美了农民的自发反抗，《红色的新年》与《劳动节歌》虽嫌浮泛，却也歌颂了新的时代潮流。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稍后的诗如《旧梦》中ณ一九二一年以后大部分的诗和后来出版的《邮吻》集，已经充满颓废孤寂情绪。随着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作者在政治上也逐渐趋向于堕落。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ถ富的想象里，接触到เ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在政治思想较快发展的同时，郭沫若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则仍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作为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日益觉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ณ国社会没有给他准备下“象牙之ใ塔”，而目睹“五四”高氵朝后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一步发挥道统之ใ说。，更不能不使他在自己的文学创น作和文学主张中表示ิ对时世的关切；但他一时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在阐述诗歌的特征和浪漫主ว义创作要求的时候，往往羼杂着文艺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主张。同样是一九二三年，他既认为“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注：《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๗日。文末注“9月4๒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๒年9๗月4日夜”，又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ม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并不在乎使人能得共感与否”注：《艺术的评价》，《创造周报》第2๐9号，1923๑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๐4๒年11月23๑日”。他一方แ面正确地反对“以为ฦ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观点，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另一方แ面却又将文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夸大文艺的作用，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ฐ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注：《儿童文学之管见》，《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๓年12月初版，240่页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页之后，一九二五年还没有完全清除纯艺术论思想的残余，在重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同时，他又说过，“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第1้42页ษ。按此文原为郭沫若1925年5๓月2日在上海ร大学的讲演词，由á李伯昌、孟超合记，最初刊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的《文学》周刊第3期19๗25๓年5月18上；后收入《文艺论集》，文末仅注“5月2๐日”，该书1้929๗年7月第3版注为ฦ民国12๐年5月2日，即1923年5月2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为ฦ“1924๒年5月2日”，年代均有错误的。不过，已经确认“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的郭沫若，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๖9页，并且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争，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终于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的羁绊。
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到เ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เ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人物有意大利的布鲁诺和荷兰的斯ั宾诺莎。但现代有些资产，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注：《创น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๕卷第1้65、18๖3页。这年四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ว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这书有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ณ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๗页过去，他只是对资本主义แ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ว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注：《创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๕卷第16๔5、1้83๑页ษ，“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ใ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注：引文出自1924年郭沫若给何公敢的一封信，当时未曾发表。郭沫若于19๗2๐6年写《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文引用了原信，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34页。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ณ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ฐ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ฐ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๗己》、《药》等短篇，集中ณ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ฐ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๗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ຉ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ณ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ภ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ຖ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ณ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ฦ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น作的必要的准备。
早ຉ期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主张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它们散见于各篇文章中，而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由á于并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ว义与旧ງ有的民主主ว义แ思想之间的界限，文中ณ不少见解较为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论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切了解，在传播正确观点、介绍苏俄文学的同时，也产生过“左”的偏颇。对于当时以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主要力量的中ณ国文坛状况，早期共产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过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极因素的同时却对其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多数人对于文艺特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些就使他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文艺家对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解和接受。虽然如此，就历史功绩而言，尽管他们的主张远不成熟，却毕竟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和号召，播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沈泽民认为，有些作品中所以“只见些论文似的讲帝国主ว义侵略中国的道理”，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际感受，离开了文学的特征。此外，共产党人在《新诗人的棒喝》邓中ณ夏、《荒漠里》瞿秋白、《八股？》恽代英、《现代中ณ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蒋光赤、《诤言》秦邦宪等不少文章中，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消เ极不健康的文艺思潮和创作倾向作了严正批评。邓中ณ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两ä文则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了说明，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共同向封建复古派进行斗争。瞿秋白、蒋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等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艺状况。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า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า青年》之后，新创刊â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น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ฦ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ຖ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ว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ใ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๔卷第5๓号，1้91้9๗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已๐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