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混蛋嘉ล靖3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๒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ม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ฐ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ล靖看来，是严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ท认为ฦ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
三针ฤ锋相对2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ກ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เ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ใ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ำ益受到些损失，那ว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๓不计的。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ม“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น造。这样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ฦ深刻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ว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嘲，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也只有种解释：历史不能忘怀。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察典型腐败，监察不了非典型腐败，因为ฦ根本就没法管。比如请客吃饭，你管不管？管？每天都有人请客吃饭，你桌桌地查，席席地管，管得过来吗？不管？那ว好，我们用公款吃满汉全席，次吃掉32万，管不管？你说太不像话了就要管，那ว么，请问什么เ叫像话，什么เ叫不像话，什么叫太不像话？不好定标准吧？就算定出标准，官员们也有办法。你说只能四菜汤？那ว我就道澳洲龙虾，道东北熊掌，道南海鲍鱼，道西藏松茸，再加道佛跳墙，算是汤。何况还可以上拼盘。每盘拼四道，把盘子弄大点就是。你说每席不得超过1้00่0元？那ว好，我吃999，两ä人席。你说不得收红包？我从来就没收过，收礼也只收工艺品土特产。再说我也还过礼了，我给他们写了字呀！什么เ？你说我收的工艺品是文物，土特产是国宝？我的字还价值连城呐！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办法对付。
不过这种办法在国外恐怕就不灵，因为ฦ弄不好媒体就会把你们大吃大喝的照片登出来，或者把你写的字登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价值连城。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还要看由á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像历朝历代这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ฦ历朝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至国家无法承担以外，别ี无出路。但如果交给老百姓监督呢？事情恐怕就会两样。至少，办案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ฦ这钱是要由á老百姓自己้出的。如果他们也趁机大吃大喝，岂非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五有监督就行吗3
不过就连这，我也不敢盲目乐่观。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ร文艺出版社2003๑年版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贯采取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这是。第二，中国人也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ม指望他们监督医生？
六制度并不能保证切1
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ฐ分析。
凭良心说，我对医生收受红包，是持同情态度的。老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又说人命关天，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所以，个医生，如果医德医术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该拿高薪得重奖。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但是，另方面，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再送红包，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耗羡”吗？再说了，奖励应该是在事后，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么เ两样呢？因此，它又是种非典型腐败。问题在于，尽管官方三令五申ã，媒体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挡都挡不住，这又是为什么？
说白了，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当个ฐ病人走上手术台时，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手术的结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从理论上讲，个ฐ手术，有三种可能：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失败。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ว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则认为全在医生的“念之差”。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在他们看来，病人做手术和草民打官司，是个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个ฐ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摆布的结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让他怎么เ放心？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所谓“官断十条路”，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左，右右，宽点，严点，都合法。反正怎么เ判都是官有理。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个ฐ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ฦ而治，高明。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ำ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ณ国传统社会，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要想伤害个ฐ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ใ劳。关于这点，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ะ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我就不重复了。我认识位裴响铃老人，原先在家报社当记者，只因为ฦ领ๆ导看他不顺眼，就趁“反右斗争”之机把他送去劳教，连手续都没有办，也没有送审和报批。相反，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裴老写了本书，叫我这生，由á燕山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其实，只要看过几出古装ณ戏，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都会知道“民告官”有多难。拦轿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ล满钢๐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几乎ๆ没有人愿意去告官。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เ难，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ม人已๐经杀了，牢已๐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又有多少人会不送？
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ม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那ว么เ，有个“例”，有个ฐ“规”，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心里不会点底都没有。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它能规定个大致“合理”不太离谱的价格，并能有个方แ便的渠道把这个ฐ价格告诉我们；第二，应该能ม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证能送到เ，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红包送达以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เ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ฐ标准做事，那ว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
六制ๆ度并不能ม保证切2
那么，能ม不能ม建立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ม得到เ保障，或者就能得到เ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ใ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因为制ๆ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当然并不错。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点，只怕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说学术界，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说是够多的了。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都有种种繁琐的细致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规定，还建立了诸如“匿名评审”之类据说是很“科学”的制度。结果怎么เ样呢？依我看，照样还是“该上的上不了，不该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过之ใ而无不及。比如评职称，以前是开教授会议，由教授们决定谁上谁不上。后来说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种种条条杠杠，对号入座。比方แ说当教授要权威แ刊物论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论文多少篇。这样来，学校评职称，就变成了刊物评职称。于是这些刊â物的行情大涨，大家都到他们那里去拉关系走后门。旦获得这些“硬件”，学术水平再差ๆ的人也变得牛皮哄哄，拿着这些论文理直气壮地要职称，谁不同意他说谁腐败。至于这些所谓的“论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枪手”捉刀，则ท是没有人管的事。因此，自从实行了这些制度以后，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了下来。
同样，所谓“匿名评审”也不管用。不错，送材料的时候，申请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来的时候，评审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给谁，寄的是谁的材料，负责寄送的人知道呀！这样来，申请人和负责人关系的好坏，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结果，常常是这边材料还没有寄出，那ว边就接到了说情或者告状的电话。如果是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还可能会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门造访。老实说，这事我也干过，既托过人，也受过托。中国社会是个ฐ人情社会，你不能点面子都不讲。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ງ人老同学，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门来，你能ม不大开方แ便之门？至少，在不太离谱的情况下，你不会太坚持原则ท吧？
所有这切，都不违反制度向评审人说情或者告状除外，但你永远查不出。尤其是发表论文达到เ多少篇就可以当教授，更不违反制度。如果评审不能ม通过，还会有人打抱不平。结果，我们就“合法”地评出许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导。我不知道他们是该叫“真的假教授”，还是该叫“假的真博导”，也许该叫“非典型教授”吧？这可比做假文凭还可怕。假文凭总归可以查出，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子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ๆ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ๆ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ๆ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非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肺炎样，是不好对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因为ฦ这场病，我们民族已经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却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几乎人人都是带菌者，时时都是潜伏期。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开出的药方แ，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药能力。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则ท又在于没有找到เ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败，就必须对它进行病理分析。
六制度并不能保证切3
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它的疫区，主要在发展中ณ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东方专制主义แ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缩小检索ิ范围，则ท又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也要搞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为国际之通例，故西方发达国家也频频爆出此类丑闻。战场上如果也搞腐败，则必非真正的战争。所谓并非真正的战争，是指战争的方根本无心作战，作战双方是非对抗性的比如美国与伊拉克。至于球场上出现腐败，则ท因为ฦ赛事原本可以看作种带有表演性和商业性的“虚拟战争”，当然很容易被收买。
显然，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秘，则ท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เ社会的各个ฐ领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有了权力赎买的性质，权力的赎买已๐成为人们的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七并非不治之症1
的确，非典型腐败是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分内职责，自己提出的也是正当要求。这就和典型腐败不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网开面，或者通风报信，甚至指鹿为ฦ马，总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走前门，只不过请你按照规定把门开下。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开不开，我说了不算，便只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实并无“非分之想”。它甚至只是种“习惯动作”。看见有人把门，就习惯性地把红包递过去。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ฦ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其实，养成这样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ฐ条件。第，整个ฐ国家已成为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๐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๐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ว义政治制ๆ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ฐ条件。
首先是集权。两ä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个ฐ中央集权的帝ຓ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个典型的专制ๆ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ฐ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皇帝有权杀大臣，父亲有权卖子女，丈夫有权休妻，县官有权加税。反正谁有权谁是大爷，谁没权谁是孙子。于是，有条件的就攫取权力，没条件的就赎买权力，既无法攫取又无法赎买的就只好任人宰割和鱼肉。权力，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有权力的是官员。皇帝的权力虽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远，感受不到เ。最能让老百姓感受到เ权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ม力的，还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ณ不难深刻地体会到，个官员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的轻而易举，有时简直就是句话的事情。官员的权力虽然只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权，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却威แ力无穷。而且，正因为ฦ是代理权，才格外可怕。方面，官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你，足以使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另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监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你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赎买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而这又等于说谁当官谁发财。当官，也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何况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ม当的。有可能ม当他当的是官。因此，只要有可能，当官都是许多人职业选择中ณ的首选。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圆这个梦，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把官场当作仿效的对象，把官职官位官衔和官员的级别当作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按照官场的规矩和做派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就是伦理本位。因为ฦ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ຓ。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解释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ฦ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ฦ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ณ的权力是可赎买的，那ว么，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权力也就都能ม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成为种习惯，那么เ，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ฦ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ฐ社会便都会传染。
七并非不治之症2
事实上首先发病的正是官场。
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ฦ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切，也制约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么，这点于官场则为ฦ尤甚。所谓“官大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级压死人”；而所谓“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ท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点都不奇怪的。
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决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比如勤政爱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面积大规模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天怒人怨，最终动摇国本。这是稍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并必须ี竭力阻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既ຂ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那ว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ม反对他们的往来。再说，如果连请客吃饭节令送礼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第三，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微薄的俸禄其实不够养家糊口，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下百姓，收受点礼金，就没法过日子。第四，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不让官员们享受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大讲得过去。只不过，要把握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说法是现成的。炭敬冰敬别ี敬门敬，都很动听，很有人情味。定规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员们自己้会去做。官场从来就是个讲规矩的地方。这些规矩倒未必就是什么“潜规则ท”，有的也是“显规则ท”，比如见了长官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应答，如何站，如何坐，谁坐上面，谁坐下面，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等。进入官场的第步，就是学习这些规矩，否则就会遭人耻笑，甚至难以立足。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ท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则ท其奈天下苍生何？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ฐ人都身怀利ำ器，极具杀伤力。倘无游戏规则，顿时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面的原因之。因为ฦ有红包这个“润滑剂”，官场上会减少许多摩擦。更何况这些“润滑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ำ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ຂ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见贤思齐”，努力效仿。因为民间是点权力都没有的，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点权力比如老子可以打儿子。就连这么点权力，也要受制于官方แ。在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ณ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就是每个ฐ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这道理谁都知道。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把“鹅毛”换成“红包”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ฦ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ใ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ฦ社会生活中ณ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ใ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ท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ว义แ传统，有两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á这个ฐ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个新า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ๆ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难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好在自辛亥革命以后，帝国制度已命归西。除昙花现的洪宪称帝ຓ和张勋复辟以外，无论是谁执政，也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都赞成民主，反对专制，赞成共和，反对君主或君宪。这是两ä岸和平统的政治基础，也是根治腐败的政治基础。因此，非典型腐败既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什么เ不治之症，只不过治疗期会比较长，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七并非不治之ใ症3๑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是两条。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ม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เ社会的各个ฐ领域，不能ม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权力赎买的性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这当然都非日之功，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有些事也可以先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比如由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和主ว持的各类学术评审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就应该尽快取消เ。关于这点，我另有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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