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部门许多地方แ许多机构许多组织许多利益主ว体都有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ณ在中央政府。
这种“内部人主ว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ฦ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个过程。为ฦ什么改革改不动，就是没有注意到เ公共改革的这个蜕变过程。“内部ຖ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แ政府追求真正的公共利ำ益，那ว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中ณ共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垂直管理不是通行证
事实证明，若不能真正束缚住权力本身，任何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从政这事，有时就象打麻将，真正赢钱的人就是那些趁着手气好的时候捞把就走的人，要是过分恋战，十有八九是要输掉的。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政坛上也没有常胜将军。在名声和事业都如日中ณ天的时候转移战场，是最好的执政结果。
从政的人在没有轮到自己้出力的时候，即使装了满肚子的金点子，也要秘不示ิ人；如果说，在商界金点子就是金钱的话，那么在政界，金点子就是前途和命运。说得好，金点子就是金点子，说得不好，金点子就是馊主义。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产权改革而是产权化改革，即把生产资料确立为产权，原来的生产资料é的产权化，其本质有两ä个：是明确责任风险主ว体即政企分开——分离化，它是前提条件；二是提高经营效率，是结果条件。产权化的前提条件，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涉แ及经营权从行政中分离的形式，而产权呼的结果——提高效率，则是个经济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个好的效率评估体系和对体系的管理执行能力。
当然，不论是“委派”还是“卖派”，毕竟是在往前走。从这角度来看，两者都没有错，就象个人要行走，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的问题。
4๒乱摊派乱罚款；
3๑随意干涉企业的经营主ว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意志替代市场规律；
三是公益律师将法律精神灌注于政治中ณ。政治在当代中ณ国是封闭的，民众往往对政治形成种错误的认识；不少人习惯于从“厚黑学”的视角来观察评论政治。而现代社会成熟的政治，则是公共性的。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论辩游说人民；在弥漫于社会的法律精神熏陶下，他们也能够尊重游戏规则。
二是公益律师重新界定政府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中国有种错误观念：政府常常大张旗鼓地对人民进行普法教育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宣传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人民；而公益律师的活动则ท告诉人们，法治既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也是用来治理政府的。权力如果不以法律为规矩，就是不正当的。
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的后遗症严重，权大于法等理念依然存在人们的脑海ร里。在些基层行政官员那里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即使依法治国成了国策，也有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依旧ງ我行我素，你下你的判决书，我发我的红头文件，根本不把司法判ศ决放在眼里，实质上是不尊重国家的司法尊严。
要根治红头文件泛滥的现象，固然需要规范红头文件的制ๆ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内容等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改变“红头文件的生产机制ๆ”。政府通过制定红头文件来实施ๅ法律法规，这种状况本身就说明政府对法律法规具有主ว导和支配地位。由于缺乏็有效的制ๆ约机制ๆ，政府部门可以任意决定法律法规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而不是由á法律法规指导政府行为ฦ，这是红头文件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建立监督政府权力的强力体制ๆ，赋予公民监督政府行为ฦ的有效权利，使政府承担起应有的法律责任，对于红头文件的制定，有着更为ฦ深远的意义แ。
就目前中国来说，在推行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已๐经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维持个庞大的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ณ国当前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出现腐败，不能很好地履行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职能，甚至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扶持强势集团盗卖国有资产，造成严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稳定。
西式民主并不是种普遍适合的社会政治体制，而且由á于对人均资源的过高要求，它特别ี不适合于中ณ国。因为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进行统的规划和管理，也就是以公共权力掌握有限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方แ面以强制手段平衡和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方面整合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ณ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定限度的集权是必要的。这就是管治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源。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心治历来重于理治，人治自古重于法治。
中国的法治长期不被政府承认，今天旦被承认后又被少数官员肮脏地玩弄于股掌之ใ间，服务于私利和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法制被用作破坏法治的手段，司法被用作对抗正义แ的工具，这是对法治最严重的嘲弄和破坏，意味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重危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严å重混乱。凤凰周刊â05515๓
应酬很多的男人后面都有个怨妇，完全没有应酬的男ç人后面都有个超级怨妇。
饭局是种生活方แ式，应酬是种生存方แ式。
“谁是谁的人”是个许多人常用的话，在机关呆过在企业干过在官场混过的人，多会用这句话。个人旦成了谁的人，他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意识了。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个人旦ຆ成了谁的人，他必定战战兢兢，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此人。因为他要从主人那里讨衣食讨名誉讨权力。
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个ฐ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徒绝迹。
低薪不是和谐社会的选择，“高薪养廉”低估了人性的阴暗面与社会的复杂程度。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高薪养廉”行不通，公务员工资不能ม上涨太频๗繁。稳健的薪水制度是成熟理性社会的必然选择，有利ำ于廉政建设，有利于人心稳定，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多高的“薪”才能ม养“廉”？
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เ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ำ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是不可能的。
搞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加速发展，为ฦ了发展得更快更有效率，甚至是暂时牺牲部分公平，让部ຖ分人先富起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场深刻๑的变革，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แ面的，整个ฐ社ุ会的利ำ益正在重新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正处在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ๆ的健全民主ว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ๆ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从现行体制ๆ看，管理钱袋子的中央机关权力过大，资金的分配和转移支付往往自话自说自己้做主。方面财政权越集中，制度环节越多，官僚体制ๆ的食物链越长，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也就越大；另方แ面，权力掌握着对公共投入的分配，在缺乏严格约束的制ๆ度背景下，必然会对公共投入进行最有利ำ于自己้利益的分配。这种制度性损耗与权力部ຖ门的职业道德缺损狼狈为。我们的些管钱袋子的权力部门缺乏็起码的行政道德，见钱眼开，利令智昏，结果只能ม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虚报冒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在审计中发现，些替老百姓管理钱财的中央部门明明知道自己的角色仅仅是个管家，而不是财产的主人，却把管理权审批权等诸多公共权力当作私有权力肆意滥用，把所分配财政资金当作自家的后花园任意染指。
是权势是家族腐败的前提。离开了权势，就无所谓家族腐败之说。
为何说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繁衍了家族腐败呢？
官职交易的机制反思
要建立起“政治生态链”，从而使每个监督者都是独立的，使监督者受到监督。何谓“政治生态链”？最通俗的比喻是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子棒子打老虎。监督者依法监督是其政治生存的前提，否则就被吃掉。在这样的生态链”中，是不分级别高低或者内部ຖ外部的。让每个监督者都有独立地吃掉监督对象的权力，同时又有被吃掉的危险，在制ๆ度设计的最佳选择，即法治的选择。
不要拿情人与情人比，会使你动以新换旧的危险念头。
不要拿情人与老婆比，很容易被逼婚。
在官场上，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领导需要尊重，其实下级更需要尊重，周文王拉姜ä尚又好刘备三顾茅庐也好，都说明这点。只有把下级当人看，他们才会给你当马骑；你把下级当马看，他们自尊的反弹就会把自己当人看。
官场中人发表意见，口头禅总是“个人看法”。不同人说“个人看法”，意思大不样。通常下级在上级面前是谦虚的意思；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个ฐ人看法，看上去也是谦虚的意思，其实是强调个ฐ人权威แ了。
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ม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只能ม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ฦ嘴巴下为鸡芭，所以鸡芭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แ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芭大个错误。西方แ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爱。
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读者明天要看的东西尽在媒体的掌握之ใ中，；你要他看什么，他就得看什么เ。在媒体是涂涂ิ划ฐ划，可在读者那ว里却是权威แ发布，成了可以引用的东西。
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า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
有人说，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对你侧目而视。教师们甘为ฦ奴才，也有自身的不得已，现在大学的领导，说是有生死予夺之权可能有点过分，但普通教师收入高低职称评定，基本上是领ๆ导说了算。体制内的所有资源，全掌握在领导的手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可以给你所有的好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没有份。学校和学院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有教授的头衔，有自己้的专业，但无论什么专业的领导，对于中ณ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不仅懂得借刀杀人，懂得分而治之ใ，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位。在上级面前，领导永远都是温柔可亲的样子，但对下级的时候，则ท会有金刚ธ怒目厉声呵斥的威风。在这样的衙门里，听话是最重要的美德，教师如果既有学术水平又听话，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学术，只听话，也行；如果有学术但不听话，哪怕你水平再高，也不行。
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从来就是衙门的表象。每年职称评定，学院都要组成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有变化。委员是怎么产生的？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院长办公会议的正式成员，就是院长和副院长。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不由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会告诉你说，因为ฦ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ฐ学术问题。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
政治既ຂ然是种利益分配体系，那ว么เ“公正”就成为个ฐ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ณ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ว的社会权力体系，即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了“黑箱操作”——不仅能ม够利ำ用权力的保护脱逃社会的监管，而且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权钱交易可能表现为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整体失语：旦ຆ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ງ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า，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ฦ如常，那就意味着个民族的堕落。
当有人把项属于全民的和历史的责任包揽无余的时候，他的责任实际上也就是空洞的责任。但是他必须为自己้所作的切承担责任。这源于条最古老的法则：凡是有行为能ม力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官员不能履行最基本的公民责任，其他的责任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常常看到เ重大决策的出台，但常常看不到有人为ฦ此承担了重大责任。冲动不负责任的权力在我们社ุ会已๐是太多。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权力观念：既ຂ责任是它的第重要的品质，权力是有责任的权力。这里说的责任不是强国富民的责任，而首先是权力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个决定承担后果。强国富民的责任太大，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最终使社会财富获得增加，因此任何个人或者小部ຖ分人无力承担它。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宪法的解释，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为ฦ人民服务的；但是，好多官员却不承认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认为，权力是自己奋斗得来的，是凭借关系取得的，甚至是上司恩赐的。这已经不是个认识误区，而是个ฐ完全符合实际的结论。
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蚀性。由于权力构成的要素是财富暴力观念等等，具有鲜明的利益色彩，因此，犹如营养丰富的食品最容易腐烂样，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败的特征。除此之外，权力本身还具有侵犯性不平等性可交换性等特点。
造成百姓普遍议政的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
中ณ国的老百姓为什么เ都关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中于议政，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ฦ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种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官制ๆ包括三个ฐ门类：
封建社会中ณ的官场，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龌龊的地方，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有权者命令，无权者服从；权大者命令，权小者服从；善恶判断ษ是非曲直，切都是以官职大小而定，有权有势就是爷，无权无势便是孙子。
海瑞和张居正是两个ฐ完全不同的官员，但他们都失败了。因为ฦ他们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因此才遭到报应。海瑞严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禁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ຓ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ำ益。张居正则ท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迫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官吏和皇帝的闲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他们二位从不同的方แ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ຂ得利ำ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者倒台，不过是违规者必然遭遇的惩罚。
内外有别
垄断暴利ำ并由此相伴而生的高收入和“垄断ษ福利”，此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既在挑战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正在扼杀和妨碍市场的正当竞争。垄断ษ企业高收入问题，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
事实上，即使是从竞争中胜出的经济性垄断ษ组织，高工资也只在适度范围才合理，即高工资应该反映其市场拼搏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我国的垄断行业均属行政性的垄断，工ื资与贡献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行政力量密切相连。行政力量生于公共权力，如此用公权损伤利益分配公平，是最为恶劣的生产关系。
尽管舆论对“垄断福利”导致“社会埋单，员工享福”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有学者指出，“垄断ษ福利”最重要的危害是将垄断ษ企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使垄断ษ企业不能切身体会普通大众对垄断产品价格的感受，最终出现我们贯反对的“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现象。
“十五”规划的个ฐ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而构成和谐社会的个ฐ基本要素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有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这个ฐ社会是不会和谐的。”
所以说，正视“垄断福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个分配问题，更是个垄断ษ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与普通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
“玻璃门”
“形成垄断企业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ษ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
因为没有规制，垄断ษ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ำ润，无论它怎么改革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所以，重点不在于薪酬改革或分配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å格规制ๆ。比如有些行业要加快打破垄断ษ的步伐；有些自然垄断ษ行业，政府要加强调控，避免其损害社会效益而增加自己้的收益。
垄断行业“名义开放实际限制ๆ”的现象被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进就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