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作者：刘瑜
权力制衡篇
选谁都差不多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ม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ๆ下，其实选谁都差ๆ不多。
比如眼下我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ะ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11月7๕号是美国的选举ะ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ะ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ณ个。
如果我是个ฐ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个ฐ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个ฐ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个ฐ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ฐ联邦ะ制国家。对于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ã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ว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เ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แ，其实是“州ะ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ฐ候选人的“本质”差ๆ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ว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ำ坚决主ว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5๓3减到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0่3％，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ม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个ฐ分歧。帕崔克主ว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ะ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个机会”。而赫利则ท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ว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赫利ำ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ๆ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ๆ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ฐ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ๆ异”都显得鸡毛蒜皮。03％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เ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般黑”，我为ฦ什么เ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个ฐ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
既然在民主ว选举中ณ“选谁都差ๆ不多”，那ว还要选举ะ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群戏子做戏而已๐。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ๆ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ฦ两个政党在竞争中ณ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ณ”，最后，两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แ。
早ຉ在19๗5๓7年，政治学家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
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แ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三个ฐ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之ใ的利益”吗？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เ个ฐ党请我吃拉面，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ๆ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
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迟到เ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ม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个贬义แ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ว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哪怕只增百分之的税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ฦ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7๕月1号，美国新า泽西州州长科赞r签署了个ฐ17๕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ะ州ะ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ຖ分司法机构，等等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เ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4万5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า泽西公务人员的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า泽西州ะ亚特兰大市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业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ะ长权力这么เ大？大笔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个ฐ联邦国家，每个ฐ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ะ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在州ะ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า的花销。今年的州预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7๕月1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7๕月1้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ไ算。于是州ะ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那ว么，州ะ议会为什么เ没能通过州ะ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45๓亿美元的赤字，为ฦ了填补这个赤字。州ะ长科赞提出了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ใ七，期望以此每年获得1้1้亿美元的进帐，而这个提议遭到เ由民主党控制的州ะ议会的反对。方坚决反对提高这百分之ใ的消费税，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แ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怒之ใ下签署了17๕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แ式来要挟州ะ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ะ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7月1日科赞签署17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ศ，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7月6๔号，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ຖ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เ费税从百分之ใ六增加到百分之七意味着每个ฐ家庭平均年多开支2๐75美元左右，但是作为ฦ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ຖ分地补回羊身上。
7๕月8号，这提案在新า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19号行政令，下令解除17๕号令。从8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7月1้0号，基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า泽西州这么个ฐ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
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เ费税就是涨到เ百分之70％，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เ“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个ฐ关口。就算是百分之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2๐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拍脑แ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ๆ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ฐ关口的时候，是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ำ益。
但是，在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辨证地统”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ณ，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ะ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ฐ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ว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件事。它涉แ及到เ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年掏走27๕5๓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ศ断其中ณ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ว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ๆ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เ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เ帐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á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个ฐ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ไ算内外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ທ监控政府的预算方แ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ณ国很多地方แ当前面临ภ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ฐ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ะ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ะ制ๆ下，各个ฐ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ะ政府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方แ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แ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ณ国是个单制ๆ国家，各个ฐ省市没有自主ว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เ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弢r??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ກ收费乱ກ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ะ制ๆ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ว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
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样心疼，哪怕年也就是27๕5美元。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我总觉得，煽๓动家和思想家之ใ间的区别，就是煽๓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๓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ม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ä院在“0่7年联邦ะ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๕年开始就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
为了适应新า的经济形势，民主ว党很早ຉ就提出将联邦ะ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๔年11้月民主党在中ณ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僵局。民主ว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ำ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赢得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๓15增加到เ72๐5๓美元，同时5๓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各方แ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ม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ษ。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副多米诺骨牌的第张，看看它可能ม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个ฐ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เ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ฐ员工裁成5๓个ฐ。这时候，那ว5个ฐ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เ，那两ä个被裁é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
“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เ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ใ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ว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é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
在雇用自由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ม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ງ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ๆ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ฐ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เ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ว义แ――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
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ว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ม同时是主ว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如果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ๆ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า工人贸易保护主ว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切加起来，那叫什么เ？计划经济。计划ฐ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ฐ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ๅ，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ฦ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ำ润丰ถ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旦ຆ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๖年第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系列ต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着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เ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ๆ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ฐ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ษ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ณ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ว种“中ณ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ณ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ณ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ๅ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ฦ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ณ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ใ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ใ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条中国制ๆ造的牛仔裤ไ多付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á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ม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