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的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ใ客忽然降临ภ了。她那时不到เ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â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ว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九三。年我生了祖林，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二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个做母亲的，个ฐ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拋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丟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ณ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เ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ว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些身份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ຂ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â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条小街上的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家住在楼ä上，姚蓬子家住楼ä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马蚤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我成天摆着副麻木的毫无感觉的样子，像是无所知，无所用心，无动于衷。我极力压制自己，勉强写字百万\小!说玩扑克。到夜晚，只剩ທ下我同冯达的时候，我就骂他，用最刻薄的语言，希望激怒他。但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他去看那ว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个普通人，那ว你总有妻室，总有家，总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他痛恨他在无知中犯了罪，并且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赌咒说他没讲出其他任何同志的地址。他诉说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只是为ฦ了向我表白，帮助我能脱离这险恶的囚牢，让我能ม回到เ党内去。
我开了张我需要的书单，有旧的古典小说，也有新的杂志，都买了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经过他们严格选择的。报纸也是这样，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以供我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阵，我看到夹在几本杂志中ณ的本社会新闻。这是国民党办的刊物，中ณ间有篇很长的文章，是谈我的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自然又是个ฐ叛徒。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我母亲，知道我的家庭，他对我肆意造谣诬蔑，把我写得很不堪。看到เ这种肮脏ู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这个什么丁默村痛打顿。但这时，我能ม找谁算账呢？能在什么地方แ找到เ公正呢？不久以后，又在张包书用的报纸上读到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我的新า闻。这份报纸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商报。商报与我有什么关系！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这样做的。此文造谣说我被捕后不单是自首了，而且与来捕我的叛徒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เ共产党的制裁，死于上海三马路他的相好的个ฐ妓女门外，说这暗杀案件也同我有关。还说我现在又怎样怎样，把我形容成个无耻的下贱的女人。国民党用大刀机关枪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现在他们又要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个手无寸铁ກ的知识妇女，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这些恶毒卑劣的鬼把戏显然是有人幕后操纵制ๆ造的。这时那几个看守更加掀风鼓浪，把马绍武被杀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还经常讲点其他的暗杀故事。原来这伙人都是双手鲜血淋淋的杀人犯，他们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刽๓子手。他们有意把我住处的空气弄得阴森恐怖，充满阴谋和杀机。
第8章鲁迅先生于我
九五0年十月十五日于北京
九二三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又见着向警予。她又给我讲了许多她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向警予。辛亥革命前，我母亲在常德学校时，她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我同这几位阿姨都很熟。我知道，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是最推崇向警予的。我小的时候，母亲是我的榜样，是我最崇敬的人，除母亲之外，再个就是向警予。她那时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少年老成，像是个完全成熟的人，个革命家。我很少看到เ她有般年轻女孩子们常有的活泼娇媚柔弱等女性的特征；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泼辣。我觉得她总是温文尔雅，严å肃大方。我很小就把她当做最可尊敬的人。那时，我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的师范班，我在幼儿园。母亲放假回家了，没人来接我，我个ฐ人留在幼儿园的时候，向警予就会来把我找着。有时，我母亲回来晚了，常常到เ向警予的宿舍里找到我，我总是已经睡得甜甜的了。我后来到桃源的时候，与向警予教过的些学生相遇，我至今还能记得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就是从向警予的身边来的。后来，她的两个侄女到长沙念书，我还特意跑到第女子学校去看她们。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向警予的影响下生活长大的。
【第四卷到陕北去】
两天走两ä千多里
“路很难走呢，现在交通很困难。你如果实在不愿到国外去，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许你得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住在那里是不能出来的；不过也好，你就写文章吧。”
我便决定到เ西安。不出门我已๐经习惯了，三年的蛰居都挨过来了；何况现在，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有什么要紧ู。
中秋节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个ฐ曾把我收藏了两个星期的公寓，个ฐ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火车上有个ฐ新认识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陕北去的。我们便做了同伴。
在火车上，我从不走到外边来。火车没有开或停下的时候，我装做生病，蒙着头睡在二等卧车的车厢里。如果有人闯进来张望，或查票的时候，都由同行的君应付。等车开，我便跳了起来，欢快地同君谈着上海最近几年的事。君本来就很健谈，我因为这次出走是生平第愉快的事，人变得非常和气，精神又好，什么话都谈，很快我们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得很，白天天气好得很。我们驶过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盘似的布着，钓鱼的人坐在柳树下。我们经过黄河南部的平原，望无际的是黄|色的收获了的麦田。我们过了险要的潼关，到เ了古长安。入长安境，不由使你忆起许多唐人的诗句。长安虽说有许多变革，已非旧长安可比，然而风景仍与古诗描写的无多大差别ี，依旧使人留连。这次旅行留给我始终都是新鲜的感觉，那ว静静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车站，车站旁的槐树林，那桥下的流水，那浮游太空下的云团，至今常常带着欢愉和温柔来到我的记忆中。
三个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馆里住了个多星期之后，因为我的执拗，我宁肯住秘密房子，于是我搬到个ฐ外国人的家里了。同来的君在的决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这家有三个外国人，两个ฐ男的，个女的，他们都不会说中国话。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替我找了个同伴来，她也是预ไ备到陕北去的。我们总算能相处，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国人对我们很好，我勉强说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们谈天，而且我计划ฐ着写文章。可是那ว位有夫人的外国人生病了，他们要到เ上海去，并且真的就走了。以前这家烧饭是那ว个外国女人担任的，她走就轮到我和新า结识的妹妹两人了。我要说明，这屋子里是不能随便用仆人的，屋主人的面子也得阔气点才成。于是我们忙着买菜小妹妹人担任，因为ฦ我不能随便出门，忙着生火，忙着烧咖啡，弄菜。我天几次捧着杯盘碗盏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饭厅。这个外国人养着条大狗，名字叫希特勒；还养着二十来只鸡。喂鸡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听她分配的。我围条围裙ำ，真像个使女。
这三个星期也是非常快乐่的。我虽不能ม出去，但有报纸可读我曾在不准我看报的地方住过，妹妹也常带些外面的消息给我。虽要我做些烧饭洗衣的事，但是自愿的，倒觉得有趣。白天外国人在外边应酬生意，我们在后边屋里谈天，看小说。到晚上，大门关了之后，我们便热闹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厅里玩，电å灯很亮。我们吃晚饭，听无线电；我们谈着张学良，谈着在洛阳的蒋介石，谈着甘肃去的红军。外国人也和我们讲西班牙的战争，他用极简单的文字和我谈话，我们还能ม领悟。我们谈歌德雪莱缪塞，谈德国法国的人情风俗。我以为外国人不论干什么行业，大都有些文学修养，不会让人笑话他们连托尔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勒”因我喂它，对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里，但我不准它把鼻子靠近来，它远远望着我。我人坐在饭厅的沙发上或是屋外石阶上百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温柔。
第次骑马
离开西安是十月号。我在西关家小店里等汽车，小妹妹没有道走，却换了两个女伴，同道的共七个人。汽车第天住在耀县，第二天住在洛川，我们都不出门。在洛川休息天，等着护送的人，听说是第师第团的连长，他带十几个ฐ人来接。而且听说要骑马，有百多里路，并不好走。但我们认为ฦ这些都不会成为ฦ问题。
我把头发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军装。晚上我和个ฐ女伴练习骑马的方แ法。我们牢记那些要领，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练习。我们不愿让人知道我们不会骑马，我们怕人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到外边院坪上，冷风刮ุ面很厉害，下弦月照着院子里的几匹马和驴子。大家从屋里往外搬东西，都闷着声不说话。
我没看清连长是个什么เ样子的人，他带领这队人马去叫开城门。我们各自牵匹马，鱼贯地无声地向外走。城外是大片高原。出城门，连长就飞身上马，我赶紧往马背上跳，刚刚把脚套进马蹬，还来不及去想头天晚上新学来的那ว套要领ๆ方法，马便随着前头的马飞跑起来。我心里只转着个ฐ念头，无论如何不能ม掉下来，我不准自己在友军面前丟脸。我点也不感觉劈面吹来的冷风，也不知道走到เ什么地方了，我只浑身使劲，揪住马鞍，勒紧缰绳，希望前边的马停会儿也好，因为我想我骑马的方法不对，我要换个姿势。
马跑了阵才歇下来。下山时，我牵着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会站直似的。
这么เ走了天，冬天的黄昏来得快，我焦急地盼望着宿营地。我们住的那庄子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驻了很多兵。晚上有个团长样子的人来看我们，他是听说有女兵才来的。同来的人让我冒充红军军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团长觉得奇怪，他问我知不知道那里很苦。
躺在床上时，我以为我已经瘫了，两ä条腿全无知觉。
我们的游击队
又是天不明就动身，连兵护送我们，我们走在他们中ณ间。在不明的月光中绕过两个村庄，他们告诉我这两个ฐ村庄都有保甲。到เ第三个ฐ村庄时，天也亮了，穿过村中，我们都存有点戒心。村里有很多穿便衣的团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装，头扎包头巾。我知道这是地主养着的敢死队，他们比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厉害。这些站在路口的粗壮汉子，斜着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什么地方แ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连兵力护送，他们也许要和我们干起来的。我看他们大都是受苦的农民，但他们却让地主们养着打他们的兄弟，我觉得很难受。
又走了二十里，护送我们的队伍在山头停下来，要我们自己走下沟去，沟底下有接待我们的人。这段路程大约有四里路。我们还只走半，却听见枪响了。带路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边境，这带常有冲突。于是我们都加快脚๐步。带路的老说那些保安团丁真讨厌。
沟底下树林里有几个穿灰衣人影，大家就跑起来。我大声叫着：“那ว是红军！”
当红军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我的心早ຉ就推崇着他们，他们把血与肉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我心里想，只有我应该向他们敬礼，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敬礼呢？
他们穿着单衣，都很精神。带路的人告诉我，他们是红军的游击队，红军都开到前线去了。
保安
骑着小毛驴，行七个人，加上民工大约十来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八九天之ใ后，快要到“京城”了。这是下午，我们在个树林里看见有匹马飞跑出来，走近我们身边。他问我们是否从白区来的。有认识的说他是医院的院长，新า近同个被誉为陕北之花的姑娘结了婚。越过树林，山边上又遇见几个过路的，大声地喊着：“同志！你们是白区来的吗？”我心里想，定是快到เ了，看这气氛完全不同。他们好像谁
与谁都是自己人，都有关系。
转过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有好几处球场，球场上很热闹，人人都跑来看我们，问我们，我觉得自己才换不久的灰衣真难看，他们所看见的人都如此都穿着新的黑色假直贡呢的列ต宁装，衣领上钉两条短的红带，帽上缀个红五星。我原以为这里的人定很褴褛ນ，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ณ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里什么都没有卖的，只有几家老百姓。这里的房子全毀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们放火烧的。除了两ä家之外，所有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排窑洞约莫有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全住在这里，全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全住在这里。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也许有人说这太夸大了，但在定的时间内的确是对的。
我来陕北已๐有三年多，刚ธ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到前方แ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ม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的兴致。不过再三征索，而限期又迫，仓促写成，愿读者原谅！
九三九年
,,堂
第1้1章回忆宣侠父烈士
摩擦
在西安我们第二次公演后，大约是四月初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突然查封取缔十来个进步的群众救亡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北学生联合会等。自然，他们也不能容忍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他们眼皮下活动。但我们是堂堂十八集团军的宣传团，他们不敢贸然封闭，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纸通令，命令我们即日开赴八路军前线，否则要逮捕负责人。理由是既然名字叫战地服务团，便应该到战地活动，不应久留后方。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御用刊物，制造舆论，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เ底”是穿靴，“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戴帽，穿靴戴帽都是不应该的；又如说我们在街上写了“争取国防友军”的反动的破坏国共合作的标语等等。本来，我们原没有打算在西安久留，但现在他们居然下了逐客令，这样反动，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偏要在这里留下来，并且大锣大鼓，堂而皇之地继续工作，再度公开演出。我们把意见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并指示我们要“摩而不裂”。我们得讯后高兴极了，全团的情绪也高极了，只是从何着手呢？
我们到西安，就在大街小巷书写了很多标语，美观的庄重的方แ体美术字，这时却被人用石灰水涂掉了。我们继续写，他们继续涂。被指责为“争取国防友军”的反动标语，原来是“争取国际友军”，国民党出于反共，牵强附会把“国际”说成“国防”来诬陷我们的。中共陕西省委李初梨同志同我亲自到国民党省党部ຖ理论，见到了他们的特派员，个ฐ瘦个ฐ子，就像电影中的反派人物，双方谈来谈去，我们要按我们的办，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但也不愿改口，僵持不下，谈话没结果。自然我们不会走，我也不怕他们逮捕，但是，工作如何开展呢？我们不能久困在梁府街女中，如何继续开展工ื作，这是我们日夜焦虑的个问题。
顾问
这时宣侠父同志给我们出主意了。
于是我们同西安的各界抗敌后援会联系，这个后援会是国民党包办的群众团体，原来我们就有过联系，我们到西安就找了他们，我们驻在梁府街女子中学便是他们出面安排的。这时我们和他们接洽，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写标语了。标语内容由我们在政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中ณ和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ๆ中选择，我们照旧大写特写那些“穿靴戴帽”的标语，我们怎能只拥护蒋委员长呢？我们只拥护他抗日嘛。标语的字体也仍是有西战团特色的，粗体勾边大字。只是过去标语后面的落款是“西战团”，现在则改为“抗敌后援会”。西安市的任何人看了落款，也能心领神会这全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同志的手笔。这样，省党部不便再去涂抹了。他们之ใ间有微妙的关系与矛盾。
我们这时不在舞台演出，不在报上登，我们到工厂伤兵医院，去红十字会的防疫医院，到เ学校作小型演出，演小歌剧ຕ，唱大鼓，说相声，唱救亡歌曲。几个人成个ฐ小队，带几件乐器就出发。还分头到เ许多基层单位帮助组织训练业余歌咏队，和些人各种团体开小型座谈会联欢会。我们也像打游击那样，化整为ฦ零，表面上西战团休息了，好像已经偃旗息鼓，实际我们的宣传工作更紧ู张更深入。我们团里白天只留两ä个人驻守在家联络，应付切事务，其余的人全都分散下去了。我们交往的人越多，朋友也越多。甚至同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也有了进步的联系，他们不来阻挠我们。但我们还必须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诬蔑和禁令，争取再次公开演出，我们还必须ี同国民党省党部ຖ斗争。因此除了扩大和下层群众联系外，也必须向上层打主意想办法。而跑上层，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僚谈话，我是很不情愿的。访问国民党省党部，那种印象已๐使我厌恶之至，我怎能愿意跑到敌视共产党的人那里去拉关系呢？但宣侠父同志说服了我，鼓励了我，并为我张罗。这是我生中少有的两次与国民党要人的接触，次是蒋鼎文，次是胡宗南。我找他们，目的是要他们能为我所用，能对西战团在西安的工作积极作用。这样，我便去了。
募捐
蒋鼎文那时是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总揽西北军政大权。他同宣侠父同志是同乡，自幼同学。他参加过几天共产党，同宣侠父还是个小组，关系看来很密切了。但后来他投靠了蒋介石，很受器重。宣侠父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工作，同他保持来往。他很想拉拢宣侠父下水入伙，也常表示亲热，请宣侠父吃饭，为他介绍女朋友。那时宣侠父的爱人金铃同志在延安。宣侠父对此都概坚决拒绝。宣侠父向我介绍西安形势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葛。他建议我去拜会蒋鼎文，蒋鼎文是个ฐ赳赳武夫，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要见他，他会觉得能ม见到个名作家是很高兴的。如果他捐点钱，就可以说他承认西战团，支持西战团。这自然不是为了那ว几百元钱，而是为了取得更加合法的地位，国民党省党部就没有理由赶我们走，我们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样，我便按约定时间去西安行营长官公署，看见了蒋鼎文。我原以为他大概总会有些官架子，或有些气派，但正如宣侠父同志所告诉我的，他只是介武夫。也许他有满腹经纶，善于吹拍钻营，长于当官从政，但好像因为ฦ我是个对世故对逢迎窍不通的人，他的这套东西反而无法施ๅ展，因而显得木然。他好像个刚刚ธ上台的新演员，无所措手足。我本来不会说话，更不会交际辞令，但我是在做件重要的工作，我定要办成功，我要他捐款给我们西战团。因此，我滔滔不绝地说了篇大道理，什么抗日救亡定要喚醒民众；西战团在前方如何受欢迎，在西安又如何深得民心，介绍我们作风的艰苦，申说我们很愿意早日重返前线的决心，但苦干开拔经费短缺等等。我自己้好像也是第次登台，就像我们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公演时，我扮演王老爷剧中的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员，曾向地主王老爷宣传有钱出钱，团结抗日的道理样。不过那时剧中的“王老爷”是由个团员扮演的，而现在遇上的却是个真正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ๆ。他以前可能没有见过我这样个八路军的女干部，共产党的女作家，他扮演得十分拙劣。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想不出他说过什么话。他自然说过话的，但大约等于不说，所以我毫无印象。我只记得点，他送我出门时，叮嘱秘书要给我二百元，但为ฦ了郑重，命令秘书亲自把钱送到西战团。我自然不必说谢谢，心领ๆ了就成。我扬着头，像个打了胜仗的公鸡，得意地走出了公署大门，连门岗卫兵的敬礼ึ也忘记报以点头。我固然有点可笑，但他却更不像样子了。回团后我告诉宣侠父同志，他也很感安慰地大笑了。他又次提醒我，眼里不要在乎这些人，这些人徒有虚名，根本就很蠢，没有什么เ能耐。只是因为他们手中ณ有权，才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天，蒋鼎文的秘书果然送了二百元的支票来，我们是很困难的，但的确也不在乎这二百元。我们算是从国民党的军方拿到了张护身符，利ำ用这张护身符，我们可以对付下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了。这是张小小的王牌，给我们在西安的斗争，添了点胜利的因素า。
赴宴
过了几天，宣侠父同志又来邀我同到เ胡宗南住处做客，胡宗南要请我们吃中饭。胡宗南是蒋介石放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脑，也是支常败军的司令官。宣侠父同志可能同他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向很熟ງ。宣侠父同志告诉过我，在任命他为ฦ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以前，胡宗南知道他在国民党的非嫡系军队，如梁冠英冯玉祥吉鸿昌等的部ຖ队里混过，人很能ม干，但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摸不清。他很想利ำ用他，拉他去胡军部队做政治教官。宣侠父同志考虑，如果真能打进去，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后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没有同意，答复说，你胡宗南对他能保险吗？胡宗南不敢绝对担保，就取消原来的企图，但还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宣侠父。宣侠父担任了十八集团军参议，他们之ใ间还有来往，有时是公事，有时好像是个人应酬，实际还是侠父同志见缝插针，为党办事。比如他安排了这次我同胡宗南的会见，表面上也属于个人的应酬，实际还是为ฦ了工作。宣侠父因为ฦ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因此养成了种非常灵活毫不僵硬的工作作风。他的秉性素质，他的多年地下工作的锻炼，使他对人的态度总是平易可亲温文尔雅，无论什么人都乐于向他敞开胸怀。即使是狡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不容易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
胡宗南住在西安市郊的个风景区。我们到เ后，就被直接迎到后边靠山麓的间亭子似的客厅里，四周是树林，路边种了许多花卉，有微微的芳香袭来，显得非常幽静。住在这里的应该是个词人雅士，但我看见的人，却出乎我的意外，我虽然不会以为他是什么青面獠牙，可是总以为他大概ฐ是有几分威严的军官。不，胡宗南这天没有穿军装ณ，只穿身便服，而且因为天气微微有点热，只穿件白绸的西装衬衫，留的长发，不是现在流行的港派长发，而是般的西式发型；使人注意的是有绺头发常常要吊在额头，而他要常常摇摇头，把那绺头发甩回去。他看来还很年轻，不过三十来岁。好像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年轻，说不上有些孤芳自赏，但举止确实有些轻佻。他卖弄什么呢？是公子哥儿吗？是飘零子弟吗？是油头粉面的票友吗？是故做风流，想把那杀人凶相掩藏起来吗？我不觉得那些特意做出来的洒脱有什么可供欣赏的，我只感到眼前是个耍猴戏的瘪三，使人作呕。宣侠父同志几次说不要以为这种人有什么能耐，的确，眼前的这个ฐ人便是幼稚可笑，最多不过像旧ງ时的上海野鸡大学里的个混文凭的有点阿飞气息的学生，实在不必放在眼里。因此我很少说话。宣侠父也冷静地旁观。待到เ他把戏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西战团很想重回前线，在回去的路上，要通过几处他的防地，我们愿意顺路到เ他的防地进行些演出，慰劳他的部队。我告诉他，去年在山西省的洪洞赵城，我们的演出受到许多国民党部队的欢迎，我们还曾到李默庵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军部演出，和他们的宣传队联欢。胡宗南的确是个滑头，听了边点头，边笑着说“欢迎欢迎”。但谈到请他给我纸关防护照时，他就支支吾吾。勉强答应了，却又不肯当面给我。后来自然就没有消息了。宣侠父同志笑着说他胆小，他也只是红着脸敷衍。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摆出副冷淡的样子，但他装作无所感受，笑着对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候了，像丁作家写的山城堡战斗那样的文章，大概可以不再写了吧。”
九三七年月，我曾写过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记述了胡宗南军在山城堡同我们红军打仗而吃了败仗的故事。呵！原来他还记得！我也知道，柳青同志就是因为ฦ在西安文艺或陕西文艺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刊物被国民党查封，人也在西安呆不住就跑到延安去了。这是年前的事了。大约这篇文章刺痛了他，所以他才忍不住径直地说了出来。
我便答道：“现在是团结抗战，那样的文章可以不写。不过，您还是个可以写的人物，希望您在抗战中创造出些好的事例，只要对抗战有利，不管成败利钝，都是可以写的。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封闭刊â物逮捕作者驱逐编辑就好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摇摇头，把那绺垂在眼边的头发甩到头上，只说了句：“那ว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看着坐在下席的胡宗南，这时他的洒脱已经没有了，滔滔不绝的门面话也不说了，反而有点焦躁不安。他想什么呢？想赶快把这顿饭吃完，好把我们送出去吗？想露出本相，耍点威风吗？这时宣侠父同志说话了，他说话，他的声音就能使人镇静。他像解释，又像安慰那ว样平静地说道：“丁玲是个人民的作家，她能揭露些事实，也能赞扬些人物。她对您，对切抗日的将领都是抱着赞扬的态度的。”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非常得体，我非常高兴，胡宗南也和颜悦色地向我祝酒：为了我的新的写作。
我们告辞了，我们不管主人想些什么了。我只感到เ郊外的空气非常清新า。我高兴地想：“我大约可以不再需要会见什么党国要人了。”宣侠父却平静地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的什么关防。西战团能去他的防地固然好，不去也没有什么。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没有非去他的防地不可嘛。你懂ฦ吗，他请你吃饭，这就是有了关防了。这个消息马上会传出去的。”我的确不懂得，也不想懂得，胡宗南请我吃顿饭，算什么？他算什么？吃这顿ู饭就可以吓住人吗？中国社会就是这样恶劣的吗？我大约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宣侠父同志懂ฦ得他们，并且能不露声色地利用他们。我们西战团后来没有继续感到时时处处都有威胁要来，而能比较顺利地举行第三次公演，同这些使人难受的些会见是有关系的。我只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要做点好事，就必得同些坏人打交道。难道这个ฐ逻辑还不荒谬吗？
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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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文协与文抗
我们党第次有文艺协会是九三六年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协会的理事有成仿吾李氓李伯钊ฦ等十多人。这个协会在环境简陋条件困难下，出版过油印小报苏区文艺，在红中ณ华报出副刊，参加编选红军长征记稿件，在红大建立文学小组，还组织文学问题的讨论，组织纪念鲁迅高尔基的群众集会，演出高尔基的母亲。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李应生朱正明吴奚如徐梦秋大戈王亦明朱光和我负责的。抗战开始，文协大部分人上前方แ，工ื作受到影响。九三八年前后，更多的文化人涌入延安，延安重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由当时在延安的艾思奇周扬等负责。九三八年夏天，西北战地服务团从西安回到延安时，是艾思奇柯仲平分别担任文协的正副主任，机关设在城里的小教堂里。西战团内几个诗人，如田à间史轮邵子南等和文协的同志们道搞街头诗。我在马列ต学院学习近年，于九三九年初ม冬调到文协。中ณ央组织部ຖ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对我说：“现在要你到文协工作。你在西战团做群众工ื作还是有办法的。文协现在人数不多，党员很少，有几个人的历史还不清楚，组织问题时不能解决，情绪不太好，你去后多做思想工作。另外，还有文化俱乐部，已๐经决定要建立，你负责兼管这项工作。”我当时表示，我实在不会搞什么เ俱乐部工作，我是否可以先做筹备工作，成立以后，另外任命负责人。后来是由萧三同志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我就这样结束了年的学习生活，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来了。
这时，艾思奇同志仍是文协主任，他住在中ณ宣部ຖ，隔几天来文协次，有时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次。另位副主任柯仲平领导民众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我到文协名义也是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有事便与党支部书记师田手同志商量，有些重大事情便找艾思奇同志。这时文协机关人员很少，只十几个人：雷加吴伯箫李又然李雷庄启栋王禹夫王力夫等；还有个哲学家个ฐ管理员个炊事员。大家都住在中ณ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的后山沟，除自写文章外，还在抗大陕公女大等处建立业余文学小组，文协的同志们分头去辅导，此外还出个ฐ小刊物。大家工作比较简单，生活平和，关系也不复杂。九四。年春天，举ะ行陕甘宁边区第次文协代表大会，新选的主任是吴玉章同志，艾思奇和我任副主任，艾仍是中宣部文委负责人之。会后就渐渐热闹起来了，机关里人增加了，萧三从鲁艺搬来，高阳也从鲁艺搬来，刘白羽从前方回来了，萧军和舒群同从重庆也来了，舒群应鲁迅艺术学院邀请去了鲁艺。我曾建议最好萧军也同去鲁艺，但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当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重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萧军舒群建议成立这个协会的延安分会。中ณ宣部洛甫同志同意后便成立了，这就是通常说的文抗，它的理事人选包括了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开始的文抗实际只是个名义，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是经过洛甫同志批准的。我曾向周扬同志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荒煤萧军舒群编辑，周扬同志领导。但周扬同志不同意。结果由萧军舒群和我编，这样舒群才又从鲁艺搬到เ文抗，而文艺月报的担子便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月刊的头两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我特意向洛甫同志申述了工作中的困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在九四年二月底或二月初就离开文协，到川口农村体验生活，并在这里写短篇小说夜。我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后，和它再没有工作联系；萧军舒群分别编过几期，可能ม还有别ี的同志参加意见，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时文协人更多了，草明白朗，还有于黑丁曾克等先后从大后方到来；鲁黎伊明林默涵魏伯等大约都到了文协，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艾青罗烽张仃厂民逮斐，还有早ຉ些的欧阳山，都是我在川口乡下时到เ延安的，文协的事这时就全部是艾思奇同志管了。
九四年四月底，中宣部ຖ把我从乡下叫回来，因为解放日报创刊，调我负责编辑文艺栏。于是我搬到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这年五月间，有次文协开会，事先通知了我，但我因为要发稿没有去成。傍晚在清凉山下遇到从文协开会回来的周扬同志，他下马同我谈了下情况，说他到文协参加了文抗理事的选举，原来文委的意思是准备让欧阳山负责，但很多人不同意，选举的结果是七个主ว席，轮流负责。据我记忆，这七个人是刘白羽艾青萧军舒群白朗罗烽于黑丁；于黑丁兼秘书长。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了。后来在延安南门外，重新建立边区文协，属西北局领导，人员则全换了。文协下面有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边区群众报等单位。时隔多年，现在的人搞不清楚文协文抗，常常来问我，我简单地回顾ุ下，并记述如上。
解放日报文艺栏
九四年四月底我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创刊。创น刊号上的文艺稿件是戈宝权同志翻译爱伦堡写的另个法国。博古同志主ว张文艺稿件不辟专栏，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放在报纸的二版三版甚至头版。按照ั这个意见，发表的文艺稿件都不辟专栏。直到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改版，由两版增为四版，这才决定文艺稿件辟专栏，每周出四五期，每期占版面的八分之ใ。到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出满了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了，而且在这以前就搬住在文抗。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ว编。在三月十二日的百零期上和三月十二日的百零二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台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回忆。陈企霞是我到解放日报不久ื从青委机关调来的。中间有段时间刘ถ雪苇也参加编辑工ื作，但不久便回到เ马列ต学院。黎辛也是我离开前调来的。这以后文艺栏人事上还有什么เ变动，我就不谈了。
博古同志主持报社，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审慎的。总编辑杨松同志也很负责。文艺栏发表的稿件，几乎每篇都经他们过目。博古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绝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那ว时文化沟口有个大墙报，叫做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青委工作的同志们编的。他们还把每期墙报油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领导人，让这些人在窑洞里也能看到墙报。博古同志也有份，他经常拿到เ报社ุ编辑部大家传看。陈企霞没有调文艺栏以前，曾是轻骑队的编委之，他来后，博古建议他辞去这个ฐ职务。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砭。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轻骑队出刊周年的时候，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因为博古同志曾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文艺栏在开始段就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即使有个别论文小说诗歌，引起读者些意见，我们般都不答复，也不发展争论。所以初期的文艺栏还是风平浪静的。
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门户之ใ见。对于般来稿，更是这样。因为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多，我们又希望多发表些年轻人的作品，所以在文艺栏上，发表鲁艺的来稿较多。我在百期的总结中，曾说发现了三十多个年轻作家，其中ณ可能有半以上是鲁艺的学生。解放日报社地处鲁艺与文抗的中ณ间，往北到文抗，往东到เ鲁艺，不管去哪里都得走十来里路。陈企霞刘ถ雪苇都不是喜欢跑的人，如要约稿都是我个人踽踽独行，来回三十里路，还得抓紧ู时间，免得在外单位吃客饭，增加主ว人的麻烦；因此我就也跑得少了。在延安，左ุ联时代我认识的老人只有周扬和周文。我们都各有工ื作，只在开会时见见面，难得深谈。我主编文艺栏时，组稿不力，可能是有的，但只要翻开过去百期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出这块小小的地盘，还是尽到了责任，文艺栏成了各方面的作家们的发表园地。向隅的人，或登得特别ี多的人，似乎都没有。可能ม有的人写得很多，但没有投稿到เ报社来，我们便无从知道。文艺栏编辑部或我个人，都没有小圈子，都没有对某些人的作品有亲有疏，或者排斥歧视。现在距那ว时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人世沧桑，几经沉浮，但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个人，即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