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天夜，我被送回到เ南京城里的户人家，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个ฐ微微有点发胖的中ณ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แ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ງ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间房子，间新的牢房。
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上楼，他们把冯达和我关在间房子里。这时我忍不住骂道：“真看不出你是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汽车驶向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群人，把我拥进栋小楼；楼前挂着“旅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个黑窝。
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预感到เ什么不幸呢？预感到เ什么เ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ใ兆呢？不过我究竟年轻，这事并没有放在心头，很快就把它忘了。我正思虑着做新的准备，怎么说服我的母亲，使她同我样憧憬ä着到古都去的种种好处。母亲对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种种顾虑。
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é，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ฦ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切成功，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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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๐年8月8๖日，北京
李达也表示高兴我的到เ来，不过他本正经地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第二天他还拿出大张宣纸，兴致勃勃地给我写了幅中堂，勉励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来，他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说的话，全堵住了。他虽是书生学者，可是比起我来自然是老谋深算，他可能猜想到เ我这次来北平找他的本意。他点不谈，也不问，只带着我去俱乐部游玩，打球喝茶吃冰淇淋。他背着照相机，给我拍照，把他同个女友的放大照片给我欣赏。他几乎ๆ天天都有宴会，在北平的群大学教授轮流请客。他的确变了，变得风流潇洒。可是我总怀疑他是装的，是装给我看的，也是装给许多人看的：好像李达已经不再是红色教授，不特不参加实际斗ç争，而且看破红尘，是个很随和无所谓无党派背景的般教授罢了。他担心什么呢？他不是刚从泰山从冯玉祥将军那里回来不久吗？他不是曾向冯将军讲授资本论吗？他顾虑什么呢？我也注意到เ有几个年轻的人，来他家就到เ正院南屋的间大客厅里去了。这些人从不过北屋，也不在这里吃饭。王会悟和孩子们也不和客人接触。这些到底是群什么人呢？我怀疑ທ其中ณ定有党员，或者有靠近党的人。但李达不让我见他们，在我面前也从不提到他们。有次，大约是我到เ他家已经四五天的时候，李达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谢冰心。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还特地派了位女士陪我道去。我过去见过谢冰心面，那ว是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着胡也频沈从文，还有沈从文的熟ງ人谢冰心的弟弟谢冰季块去的，我是以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着去看望位名作家的。她或者只把我当成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次她跟我谈话了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九三年我在上海编北斗ç，曾写信向她约稿，她慷慨地给了我篇，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现在忽然去看她，这中ณ间又经历了也频的惨死和我的被绑架，是否显得唐突冒昧？我们之间能谈些什么呢？李达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对他充满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但我能ม始终被他照顾ุ，始终保持和王会悟的友谊，能够和她经常来往，谈心，就在于我看到并且了解他这点，我小心注意丝毫不去触犯他，我只是他的个ฐ忠实的学生。我总愿意保存我和王会悟的友谊，我认为ฦ王会悟也需要我这样个朋友。
陪我去访问冰心的那ว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谁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认识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学生。冰心那ว时住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幢教授小楼ä里。我在她面前自然要矮点，即使我平日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我只是听她说话。她和我相反，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我在敌人面前，还有股犟劲，横眉冷对，甚至谈笑自如；现在碰到她这样的温柔多情，自己้反而现出种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儿。可能是这次见她，在思想上毫无准备的缘故，我留给她的印象定是“莫名其妙”，或者只像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个ฐ老作家似的。
访问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但对李达对我自己都可能有点帮助。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就能说明丁玲现在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人；她这次来北平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是为了散散心，随便会会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达家，也可以去拜访冰心女士。我体会到เ李达的用心，也很谅解。但我心里却开始明白，要从李达这里找党，是没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个偶然的机会，能让我抓住。
果然，有天，我同他们闲谈到เ王知。李达显然不希望她来他们家里，可是我却非常高兴，因为ฦ王知是和我道在九二二年到上海进平民女校的同学。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师范学校时，她也在那里，是本科三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时，她和王剑虹都是我们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可算是湘西带女学生中的先觉者。后来她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是走在我前边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九二九九三。年她都在上海，我们还时有来往。后来我也参加了党，担任了些党的工作，环境不允许，就停止来往了。这次我来北平就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她现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兴呢？不过看样子，李达不欢迎我把她领进家里来。我就说：“老朋友了，我她吧。”王知住在所颇็大的宅第里，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质量很好，院内有花园，花园里还有亭子。据说这房子是军阀时代的外交总长王正廷的公馆。现在他们租居，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爱人，还有三个孩子；爱人在华洋义賑会工作，外文很好，工ื资不少，职位可靠。初ม见面我不便仔细打听，看表面样子似乎ๆ不像党员。但王知这人，我是知道的，是个很善良的人，过去我们还是能相处的，也还相信她。现在看见她同个不像党员而是吃洋饭的年轻人住在块，心里不免发生怀疑，我小心在旁观察，不愿下把我的真实思想对她倾吐。我在她家住了两三天，她请我看戏，请我吃饭。她还说她想学日文，搞点翻译；她把在小报上登的短文给我看。我大胆地试探着问她，说我想去陕北，不知是否有可能从她认识的人中找到เ线索。她回答说，去陕北很困难，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样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着我的心。我承认那时可能我太胆小了。不过我相信那时她的确无法帮助我。也可能ม我几年来所处的环境，使得她不能下消除对我产生的隔阂，不敢轻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够的热情。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们又相见。她告诉过我，她的党龄仍从九二二年算起，不过，在北京有段时间不算。想来那时她可能与党的关系度有点不正常。
二十七希望的阳光
后来，我又向王会悟打听北平其他些熟人的情况时，王会悟告诉我，曹靖华在中ณ国大学教书，王会悟正在中国大学任会计，所以认识他。我并不认识曹靖华，但听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见到点火光那样高兴，好像有种本能的对他的信任，我立刻๑请王会悟转告他，说我要见他。他慨然允诺；可以说他热情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就赶去看他，看到铁ກ流的译者，他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鲁迅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就这几十分钟的会面，解开了我几年来的苦痛和积虑，打开了我回到党里的大门；尽管曹靖华那时还不是党员，我便从这点缝隙中ณ得到了阳光，我是从这条涓๑涓细流中ณ流出去，而奔归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从这里开始。曹靖华决不会想到เ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发生的巨大作用；他决没有想到从此产生的我对他的深厚的终身感谢之情。
那天去见他，我们几乎都来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句问话就是：“你现在生活怎样？”我第句答话也是从心里进出来的：“太痛苦了。”
于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个第次见面的陌生人，不，应该说是朋友，打开了。我告诉他，我定要找到เ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个ฐ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但我现在苦于无从找到เ党。他听了很感动，我们像对老朋友，像亲密的战友商量开了。我们两ä人估计，鲁迅先生那里定会有党的关系，可以从他那ว里间接找到เ党，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鲁迅是很困难的，也有危险。我深知不但我的周围有特务，鲁迅先生从来更是在帝国主义แ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之下战斗和生活的。曹靖华慷慨地应允我，他设法写信转告鲁迅。这样，我们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为我如果久留แ北平容易发生意外；再者南京离上海ร近，如果找到เ了党，联系可能更方便点。
我对北平别无留แ恋，第二天，我就告別李达夫妇，如约离开北平；曹靖华到车站送我上车。他再三说，信，他即日发出；他嘱我耐心等待；又说定要尽早离开南京。
回到เ南京，我总算把姚â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个王会悟。至于王知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见到曹靖华。冯达也是这样。他自然能ม猜测出我此行的动机，但也只能ม看出我对此行的失望，我不说，他便也不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二十八回到上海ร
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个ฐ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ศ子粗心，点也没有看出破绽，第二天下雨，在个ฐ小咖啡馆里我见到เ了张天翼。我们很快约定了我去上海ร的车次和车厢。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里等我并且和我同行。这时，我觉得他完全换了副样子，天翼，天翼！你变得真可爱呵！变得真令人感到可亲呵！过去的冷漠的印象，下就云消เ雾散了。就为了这点，我永远感谢你。即使后来五八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横生的误会与隔阂，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时的处境困难，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谢与尊重。九六三年我从北大荒请假回北京看病时，特地到作家协会去看望你。九七九年我调回北京，听说你患病，我第个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满面笑容，可惜已๐经不能说话了。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丁玲研究资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九五七年写的关于莎菲女士那篇应景文章收编进去，我认为这不公正，很为你不平，我几次向编辑同志表示我的反对。但是，文坛上的门户偏见，由á来已๐久，积习极深。些该有的文章没有，些不该有的文章却又有了。我被驱出文坛久矣，很不了解情况，我的意见，也不被人重视。既然丛书编委会的主持者早ຉ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对你五七年的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记你在九三六年冒着风险，为党传书，带了那ว张条子给我，而且按照党的托付，为我布置了脱离南京的行程和办法。
又过了两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屋，个ฐ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口好像无事地散了会儿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声不响，装出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同到เ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带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有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句什么เ，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呵！过去我只见过这个ฐ人两ä次，但这时下就认出他来了，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我像见到了许久未见到的家里人。我笑了，这艰难的笑呵！这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甜蜜的笑。我们都笑着，互相望着。汽车走进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幢楼房门前。楼房大门口挂着俭德公寓的牌子，实际是个ฐ普通的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又高级点和新式点的旅馆。胡风领ๆ着我走进早已预ไ定好的间房子。进门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诉我这是雪峰要他准备的，说雪峰要过两ä天才能ม来，他还有事忙着，要我安心住在这里。我看见桌子上摆了几本书，我忙着去翻看，全是几个ฐ新า作家的书。如田间的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小说等等。胡风逐向我介绍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谈到เ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了，他约定明天再来看我，便向我告辞走了。
这个公寓有较好的条件，有大门后门。客房很多；旅๓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内用饭。这是我最愿意的。因为我怕见人，防备有人盯我，万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绑回南京。因此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上过次街，连去厕所也要看门外走廊有没有人。
第三天，雪峰来了，看到他我第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ม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เ什么เ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个ฐ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เ只有你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เ，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道，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我盆冷水这当头击，的确把我打懵了，但并没有把我打倒。他怎么这样不懂人情，可能他就变在这里，变得没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这种严å厉在我当时是受不了的。但是转念想，这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吗？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个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๑开阔了，坚强起来了，我更感到惭愧，觉得他的严å厉是对的。他这是以高标准来要求我，这很好嘛。好像从我们最初见面认识起，他对我这个人，对我的文章总是表现出不满足。使我觉得委屈，但我直感到他总是关注着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够更前进步。这时我不哭了，他也不再问。他对我讲长征故事，讲毛主席，讲遵义แ会议，讲陕北，讲瓦窑堡，讲上海文坛，讲鲁迅。他心里只装着革命，装着两ä个伟人。我虽然仍觉得三年多来我已是遍体鳞伤，抚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听了雪峰的热情的革命事迹的叙述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欣，我到เ底已经冲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๐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现在应该鼓起力量，迈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转折
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开始还好，以为希望开始实现了，今后将会万事如意，只要脚步迈，我便可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苏区了。这期间有时胡风来，有时雪峰来，可以听到许多对我都是新鲜的事情，又有那末多的书可以看。虽说不能出公寓的门，很苦恼，但这究竟不算什么了。我提出来要去看望鲁迅。雪峰说，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我去看他，定会引起他的情绪激动，暂时不去好。我有点懊恼，觉得太不凑巧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他病的严重性，没有想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见面了。后来雪峰来了，很忧戚地说：“怎么办呢？去陕北的交通又断了，时不能走。没有适当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险。但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听了心情非常沮丧，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决心去陕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乐意去，就是不能ม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说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ม说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这几年我心灵的痛苦的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我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เ今天，我见到เ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ฦ你们会伸出手来拉我把，送我远走高飞，怎么เ能还让我回到那ว个ฐ地狱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长征的艰难。长征自然是很难的，可是你们是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起，你们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เ我独自人在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分钟秒钟点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他再三向我解释，时不能走，留แ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ร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切都同过去不样。这时如果你能ม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个刊物，你以个自由á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从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国民党不是没有把你当成个ฐ共产党员吗？那你就顺水推舟，可以装作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ร来公开活动。如不能到เ上海，就先到เ北平，总之要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他设想的办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ม做到。他是以党组织的身份和我谈今后工作的，这是三年多来第次，我怎能不接受，不听命呢？入党时我的誓言不是说，要做颗螺丝钉，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这件事使我后来，甚至许久ื的后来，都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我的处境也不够了解。但当时我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决定，无可奈何地向着南京走回去了。
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เ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冯达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就此远走高飞呢？应该设法，到เ苏联去，或者到苏区去。你只能从事写作，别的工ื作于你不适宜”我只答道：“你想到เ哪里去了。我尽管去了上海，却会不到熟ງ人，找不到朋友。我单身人能有什么เ活动！你全清楚，现在我在上海已๐经没有什么朋友。几个过去在左联的熟ງ人，他们不会关心我，我也不会随便相信他们，当然不去找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
为着敷衍姚蓬子和冯达，我只能这样说，但同时，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我必须着手进行党给我布置的任务，争取公开到上海去。我该怎样开始呢？我想不出好的办法，也无法预ไ料前途的成败，我抱着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胆而又谨慎地开始自己的尝试。
天我对姚â蓬子说：“母亲带两个ฐ孩子回湖南，已经几个月了。我真担心他们，不知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给他们寄点生活费。我应该找个事做，找个差事，谋个职业，挣钱养家。做旁的事我没有本领，我只能编编刊â物。我想到เ上海去编个刊物，你看行得通么เ？”
姚蓬子沉吟了会儿说：“你要编刊物，我看国民党会口答应，他们会给你个刊â物。”
我说：“不，我不替别人编，是我自己编刊物。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去上海，我们合编。”蓬子摇头说：“这恐怕没有可能。”我说：“你不妨活动活动，试试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我实在不愿去，但为着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只得去了。
不记得是在徐的家里或是他的办公地方，我见到了徐恩曾。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绝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下。”我便说：“我想想再说。”这样，我们从徐恩曾那里出来。我对姚â蓬子说：“他想插手我的刊â物，我不能答应，我宁可不编。”
这时，我就去找谭惕吾，我对她说，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ฐ职位，可以领ๆ点薪水寄回湖南，养活母子。我请她帮忙。过了些日子，她回复我说，她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正在南京。顾ุ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适。但是顾先生希望我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个条件我是不可能ม同意的。这样，自然就又没有成功。
我方面感到เ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๐久的另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แ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เ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滛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种无可奈何心情，特别ี是，长期以来我的真实的心情，急于想离开南京，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敌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我。所以在我最后远走高飞离别南京的时候，我早已告别了老母和孩子，这时更不会对他还有任何留恋。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ว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他后来是什么เ下场呢？
有了第次走出南京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些了。但实际内心仍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苏区去，对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旅程困扰着我，我必须千百倍地细心谨慎，绝不能功亏篑，让美好的希望付诸流水。我切言谈举止像往常样，不让周围的人感觉有什么เ异样破绽，我穿着整齐，极力压制自己，装作平静，像是到市场购物，又像去街头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园，登上了火车，颗急促跳动的心，才算平静下来，我恨这火车为什么เ走得这么เ慢，时间为什么这样长，上海怎么还没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车的轰隆为车站上嘈杂的人声所代替，上海到了。我杂在乘๖客中，走下火车眼光四面扫，但见人头攒动，人群熙攘，却看不见个ฐ熟识的人，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我不敢在站台上久留แ，只得挤在下车旅客的人流中，跟着走向出口处。我极力回顾，仍然没有发现个熟人。我是按规定的车次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๐经走近出口处，还不见有人来迎接，我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个妇女隔着栏杆，喊了声冰姐。我应声看，见位穿着华丽，擦着胭脂ฦ口红的少女，隔着木栏杆，眼睛盯着我。她的面孔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非常生疏ຕ。我装着没有听见，也没有停步，径直走出了出口处。这时她横拦在我前面，说了句规定接头的话，是什么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错，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说让个ฐ认识我的熟人来接站吗？这个衣着漂亮的女人我并不认识嘛。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我又可能落在敌人的魔掌里了？我怎么เ办？走，我边想，边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个女人抢先拦着我，重复着那接头的暗语，她显得有些焦急紧张。她说，有汽车在等你。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判断ษ。我想暗语是对头的，但这个ฐ人怎么也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她会是敌人吗？果真是敌人，我又落在敌人的圈套里了。我将如何对待呢？我就仍说是到上海来玩的嘛。我随她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她把我送到西藏路品香旅馆。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起来看我，我又见到熟人了，很是兴奋。雪峰告诉我，关于我去陕北的事，中央已回电同意。为ฦ了保证旅途的安全，万无失，我们要做些准备，要物色个同行的人。还要置办行装，你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可以提出来，都和周文接头。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联共事，他工作细致踏实，责任心强，热情不外露，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诉我，去车站接我的那个女同志便是和他住机关的伴侣郑言之同志，是见过面的老相识。但我没有认出她来回想起昨天我在车站初见她时的那种惶惑不安的样子，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陕北的日子里，次和周文谈到เ在湖南老家的母亲，我想设法筹钱寄去。以后我去陕北，关山阻隔，鸿雁难通，天长日久ื，母子将何以为生？我岂忍心让他们沦为乞丐在家乡讨吃飘零吗？兴奋愉快的心情中又夹杂着焦急和沮丧。周文极力宽慰我，替我出主意。原来三三年我被绑架后，左ุ联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