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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与官僚“本品”挂钩了〖4๒2〗。陆贽说散阶只不过是“差ๆ品列ต，异服章，以饰虚也”，不过即就“服章”而论，那也是被唐代的官僚看成重大荣耀的，如“酒典绯花旧赐袍”、“银鱼金带绕腰光”一类诗句所显示的那ว样〖43〗。
唐代文武散阶制具有浓厚“品位分等”色彩，那么เ其前其后的时代，又是什么情况呢？本书的讨论范围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这时候的官阶制与唐代散阶有何异同呢？对历代官阶制度变迁，不妨继续引证杨树藩先生的概括：
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
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当时将阶称名为“散官”，且文武职官兼用。其阶称为“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等六阶，以“为ฦ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并不理事。”（《隋书-百官志》）因此凡官员有德望声誉者，则加一散官（阶）之称，如杨文思“授民部尚书（职事官），加位左光禄大夫（散官）。”（《隋书-杨素传》）即是其例。不过隋阶制之运用，因在初创น，未臻完善。
至唐，扩充为ฦ二十九阶，每一阶称皆附阶品，按考试出身之等差定阶，按才干及阶品之高低补职。然后依考绩进阶，阶进同时职亦随之而调升。不过，食俸以职品为ฦ准，阶乃为ฦ荣宠及功劳之标准而已。
宋袭唐制ๆ，元丰ถ改制以后，其阶职分立制ๆ之运用，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阶，除每阶附以阶称阶品外，并以“阶”来定俸额，通称“寄禄官”。官府编制ๆ之职称，曰“职事官”。按职事官大小、职务性质定津贴，通称“职钱”。同样性质之职官，支同等之ใ职钱。阶俸则不然，视出身之高低，年资之深浅，考绩之ใ优平而定。如此既区别劳考之分序，又顾到เ同职而同酬，堪称良制。
辽金之ใ制，大致皆仿唐宋，尤其金之阶制ๆ，按职司分定五类，有一般文官阶，内侍官阶，医官阶，教坊官阶，司天官阶等，此乃金之ใ特制也。元之阶制，多沿金旧，亦分五类，其一般文官之ใ阶数，为四十二阶，阶附阶称及阶品，补职时，必凭阶品而定。但俸额则按职品而定，此点盖如唐也。
明之阶制，与唐宋不同，与元亦异。文官之ใ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ใ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是知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๐破坏殆尽矣。〖44〗
这个叙述虽然只是略具轮廓，但就当下的讨论而言，引为参考还是很方便的。由此可见，向上追溯，“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向下推延，“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๐破坏殆尽矣”。这样一来，帝国的官阶变迁史便呈现出了三个大的段落，其中ณ仅仅第二段落，即唐朝和宋朝（及辽、金、元）是散阶制度的发达时期，其前、其后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
“若干石”的禄秩是在战国发端的，至秦汉由疏而密、蔚为大观，以至在九品官品产生之ใ后禄秩仍未遽废，还在魏晋南朝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禄秩的级差，从中ณ二千石、二千石、千石等直到百石，其下还有“斗食”等等。禄秩的等级有时约二十个上下，有时十七八个，随着王朝的调整而时有变化。在追述中国传统官品制ๆ度时，曾见过某些行政学研究者把秦汉禄秩也看作“品位分类”，尽管只是寥寥一语而已。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发挥，不过本书已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改造为ฦ“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了，以便让问题聚焦在“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一点之上，那么เ“有职而无阶”的禄秩等级制与“阶职分立制ๆ”的差异，仍将提示着不尽相同的情况。
如果和唐代散阶相互比照，并着眼于是否存在着独立于职位的品位序列，我们就能发现，以“若干石”为标志的各个ฐ禄秩等级有一个鲜明特点：它们都是附丽ษ于职位的。如果没有了职位，或者说在职位之外，官员本身便无等级可言。禄秩只是职等而已๐。比方说吧，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么“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ๆ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作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4๒5〗陈先生并没打算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性质的叙述却相当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破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追述历代“阶职分立制”时，断言“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这并不是无根之辞，事实等于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品位”的意见。
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这一点，还可通过因病、因丧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旁证。在这种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的情况下，汉廷一般并不保留官员既往官资。正是为此，离职官员在再仕的时候，其禄秩低于原官的情况屡见不鲜ຒ，诸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为比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为六百石官之类。还有不少离职官员是以察举辟召、甚至以出仕州ะ郡而再入仕途的。经过辟召而为公府掾，不过百石或二百、三百石；经察举而为ฦ郎官，也不过比三百石。对那些再仕州郡者来说，州郡掾吏乃ี长官私属，而非朝廷命官，那ว么เ这时官员的已往仕历便几乎白费，几乎与初ม仕者处于同一了。官员在非因罪过一度中断勤务时，也要丧失昔日秩位，朝廷不予保有其既ຂ往官资，这都可以旁证“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故官”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资格，存在着“故九卿”、“故廷尉”、“故谏大夫”这类身份，朝廷有时还会委派给他们一些差使。不过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ต以为安置离职官员之需，离职官僚的已往禄秩对再度任命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只有“故公”这样的高官，再次任命为较低官职时有可能得到เ增秩的优待，但“不以赃罪免”的“故二千石”，就连这种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之秩。比如说“故二千石”又做了千石的尚书令，那么他当下的品级只能是千石，而不是二千石。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一种“故官”概念，但其“品位”意义แ是很淡薄的。
当然，汉廷以“增秩”、“贬秩”为官员奖惩之ใ法，有时还对一些称职官员给予“增秩留任”待遇，而这就将造成个人的禄秩与职位的禄秩的品级不一情况。我想在这时候，禄秩确实就开始呈现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秦汉政治中已孕藏着对“品位分等”的内在需求了。毕竟，“职位分类”在当代中国也刚ธ刚在尝试之ใ中，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性更不可能纯而又纯。不过，无论增秩、贬秩，都是以职位的确定秩等为基准而上下浮动的，增秩者的日后调迁取决于其才绩，所增之秩并没有构成就任新职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材料é反映它可以被带到新职上去。从尹湾简牍看，贬秩者不能ม够继续占有原职，而是要降职使用的，那么这时遵循的就仍是秩、职一致的原则ท。也就是说，增秩、贬秩之法仍未发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禄秩转化为ฦ一种超越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此序列逐阶上升。居其职方แ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仍然是汉代禄秩等级的重要特点。
离职再仕之ใ时，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也不是找不着，但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官之例，是因为这样才更能说明，“职事”才是汉廷的关注所在，至于官员个人的地位权益，则照ั顾得很不周到。为父母行服本应得到เ“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表彰，在职罹疾也有可能是忧勤政务所致，当局应有体恤义务；然而在官员为ฦ此一度不能ม履职时，朝廷随即就停发其俸禄、漠视其官资，甚至听其从头仕起（如出仕州郡ຉ），夸张说简直有点儿视同路人。这不但远较后世苛刻๑寡恩，甚至都不及某些现代国家的做法〖46〗。由此一种观感便油然而生：当时王朝对官僚的个人权益，是较为漠视的。
在“品位-职位”视角中，汉代禄秩与唐代散阶由此便呈现出了重大差异。已往一些政治制ๆ度史的论著，仅仅把官阶简单地视作一种级差ๆ，在各代官制中分节叙述而已。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割裂ฐ了它们的内在脉络、忽略了其间变迁的深层意义。然而以“通古今之ใ变”的态度，并借鉴社会科学的“品位”、“职位”概念，昔日隐而不显的一个ฐ重大变迁线索，就呈现于我们面前了。基于“任一事物的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丰富信息”的信念，官阶制度的每一细节及变迁，都可能是官僚政治宏观变迁的投射。看似简单琐屑的官品官阶研究，由此就能ม获得重大得多的意义。
隋唐以前的历朝“阶”、“职”关系，只以“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句轻轻带过的话，是不惬人意的。隋唐的散阶制已相当成熟了，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汉代的禄秩，又为何呈现了“附丽ษ于职位”的性质呢？在随后一节便尝试叙说。
三、先秦至隋的阶、职关系变迁
对隋唐以前的散阶制发展，宋代的岳珂曾有过专门讨论〖47〗，我们把它转述如下，借以引发讨论线索。岳珂首先就唐代散官来追溯汉代散官：
还考汉制ๆ，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多至数十人〖4๒8〗；特进、奉朝请亦皆无职守，优游禄秩。则官之有散，自汉已有之矣。然当时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正如今日宫观设官之比，未有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如后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ะ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称为比。
有些隋唐制度的研究者，也把隋唐散官的渊源，追溯到เ汉代散官那里去了。然而也正如岳珂所论，汉代散官颇不同唐，“当时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ท置之散”，“未有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它们依然是“职”而不是“号”，或者说不是用作“等级符号”的“阶”。为此，我们宁愿把“散官”和“阶官”区分得严å格一些，视为两个不同概念。
进一步说，为了解汉唐间“品位”、“职位”的关系变迁，仅仅追溯到汉代我想依然不够，还应向更早ຉ的先秦延展视线。
相对于“事”，越富传统性的社会越重视“人”，所以学者指出：“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ๆ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对官吏进行品位分类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49〗。中国的周代已发展出颇具规模的官员体系了，在当时它是贵族政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后世官僚政治的沃土和温床。在这时候，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爵级，以及与之ใ相关的“命数”，就被用来标志贵族官员的个ฐ人身份并与“职位”分立，从而呈现为一种“品位”。爵级、命数决定了服章銮旗车马之赐和礼仪的等差，田邑人民的授予尤为大宗，它们都构成了“爵禄”，并往往可以终身以至世代享有。这就是说，中ณ国古代最初ม的官员等级制，同样是以“人”为ฦ本的“品位分等”，较之文官制度史的通例并无二致。
在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出现了二十级爵制。爵和官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斩一甲â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ใ官；斩二甲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军功爵制令“有功者显荣”，贵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资格，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但另一方面，秦代仍是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的情况。“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为各种权益所归依，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汉旧仪》：“秦制ๆ爵等，生以为ฦ禄位，死以为号谥。”二十等爵根据军功来授予一点，已突破了周爵的贵族传统；但在以身份为本上，它与周爵仍有藕断丝连、一脉相承之处。
到了汉代，不但卿、大夫、士之类“爵禄”等级被禄秩取而代之，就连二十等爵制也逐渐衰落下去了。俸禄制的普及与官僚制的扩张是同一进程，这一点众多学者都有揭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เ一个有趣线索：先秦曾经出现过“年俸”之法，而秦汉禄秩的典型形态却是“月钱”，这个ฐ看似细微的差异同样不可不予深究。这种按月授薪的制度，可以追溯到เ周代“稍食”。周代的士大夫享有采邑、禄田，士大夫之下则有一批无爵命可言的胥吏，古称“府史胥徒”、“皂舆臣僚”或“官师小吏”。与采邑、禄田这种“长时段”的酬报方แ式不同，王朝对胥吏采用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时称“稍食”。田邑人民的占有是一种永久性的产业，而按劳取酬领取“稍食”，却是一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计，当然又更富于功绩制ๆ的意味。
《荀子-ๅ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在这个ฐ说法中，“士大夫”对应着“爵”，“官人”对应着“秩”，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战国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占有田邑为安身立命之所，我觉得这依然有“爵禄”色彩；同时日益普及中的俸禄则针对于“官人百吏”，可称“吏禄”。我们认为，先秦的年俸与汉代的月钱各有不同来源。年俸士大夫的封邑é。最初由á领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é，后来逐渐由国家代管，并代征代发邑中的租税；再进一步，代征的租税便演变为“万石”、“千钟”之ใ类年俸了。至于月钱，则可以通过秦国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的等级与职事的简繁轻重相关，稍食多寡可以被用作职位的等级。秦汉俸禄采用月俸形式，而且以俸额标志职位高下，这明显是被“稍食”的形式所同化的；昔日用以待胥吏者的报酬方式，战国秦汉间逐渐用以待百官了。
战国秦汉间的社会转型是如此剧烈，以至被称为ฦ“天地一大变局”〖5๓0〗。官僚政治的迅猛推进，伴随着一个士、吏分途的重大进程，它最终因秦汉的“文吏政治”而达顶ะ点〖51〗。这个变迁，在俸禄、等级上也体现出来了。战国年俸是面向士大夫的，它与昔日的贵族采邑存在着渊源关系；而胥吏“稍食”的月俸的普及，显示的却是“吏”群体的崛起，其性质可以名之为ฦ“吏禄”。由商鞅变法时的“吏禄”看，“吏”群体已向上扩张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禄”的领ๆ地。秦统一的前夕，领取月俸的“吏”进而跨入“二千石”层次。这由下而上的进程表明，奉行“法治”、“霸道”的统治者，逐渐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这种“短时段”的酬报方แ式，更适应于秦汉官僚的流动性和更新率，更便于专制者对文武官僚任免驱策。“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标志等级的“吏”，才是皇帝ຓ治天下的左ุ膀右臂。
“爵禄”逐渐让位于“吏禄”。随着爵位的买卖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ษ贬值，最终沦落到了“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的地步。当然，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依然是对官僚权益的重要补偿，这便显示了汉代政治的多重性、复杂性。一方面，早ຉ期帝国不可避免残留着早期政治的影响：官僚一旦封侯，形式上便成了有土之君，摇身一变而比拟先秦贵族了，在当时观念中这是一种身份的升格。而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日常官吏管理范围内，“吏禄”又确实显现了“职位分等”精神并处于支配地位，爵位已丧失了与官职的直接联系，也并不构成候选资格。
当然，汉廷经常依据禄秩向官僚授予特权，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权、“先请”权和子弟入学权，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权，以及各种礼遇舆服的等差和依禄秩赐爵、赐金做法，这都使禄秩等级日益蒙上了“品位”色彩。我们之所以要改换“职位分类”为“职位分等”，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不过本书依然认为禄秩有异于“品位分等”，因为较之唐宋“本品”制ๆ度，汉代禄秩依然体现了“有职而无阶”、“禄秩附丽ษ于职位”的特点，依然具有重“事”不重“人”的特征。汉廷特重吏能功劳，“以能取人”是汉代选官的基本精神，官职往往以“功次补”、“积功劳稍迁”；而直接以俸禄多少为官秩，也意味着“若干石”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而是对吏能功劳的直接酬报。进而从官僚的权益和特权看，汉代的情况也往往异于唐宋，例如较少的法律特权、较微薄的俸禄（所谓“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在职、离职及致仕后的待遇远不若唐宋那样无微不至，“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甚至唐宋官员结衔时的成串ธ成堆名号，也是汉代官僚所梦想不及的。
从东汉到魏晋，士族门阀阶层获得了积久不衰的家族权势。与此相应，官僚等级制ๆ也发生了变态，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中正在事实上依据门第为士人定品，较高的“中正品”对应着较高官职。“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的官资，被用作士族与寒庶的身份界限。各种官职都标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资格，由此中ณ正品还成了官品之外又一级差。还有所谓“二品清官”之ใ名，许多
魔物之子sodu
特权被规定为“二品清官”才能享有。进而发展出了以“清浊”区分官职的选例，由“浊官”迁为“清官”居然被认为胜过官品的提高。“清官”一般都是士族习居之官，以清要切近、职闲廪重及文翰性质为其特征，这些实际也就是文化士族的基本特征。官品所确认的官职尊卑，多少还是要依据于职事权责的；而中ณ正品和“清浊”造成的官职资望高下，则更多适应了士族口味，适应了他们维系高贵门第的需要。我们有理由把后者视作一种以身份为本的“品位”格局，它大异于汉代“吏禄”下的等级秩序。士族的门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居官资格，则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隐然存在了，所以这种“品位”可以名之“门品秩序”。这个时候，各种散官、名号便也开始泛滥开来。这包括上承于汉代的郎官、诸大夫之类。郎官在汉代有宫廷宿卫之ใ责，魏晋时则ท已变成“散郎”了；诸大夫本来只是没有固定职事，而不是没有职事，魏晋以下则纯为优崇冗散之位。位望清贵的散官，则ท以“黄散”──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最为ฦ典型，此外还有冗从仆射、给事中ณ、奉朝请等等。特进、开府仪同三司用为高级的加号，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时还形成了“东省”和“西省”这两ä相对应的机构，分别容纳文职和武职散官，东西省成了汉代郎署的替代物。这些散官几乎没有兵刑钱谷的固定职事，其起家意义แ及名位意义大大超过了职能意义แ：被用作起家之选，被用作迁转之ใ阶，被用来标示品位或增加资望，被用来奉送一份俸禄及其他权益。由á此“官”和“职”分离便大大加速了。散官的这种“品位”功能，无疑就是散阶制的前奏或滥觞。
“门品”、散官所导致的官、职分离，无疑ທ使等级秩序中ณ“品位”因素大为增加。至如隋唐那种散阶制的形成，则还涉及了更多因素，例如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ต。仍然来看岳珂的叙述：
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ม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兵），亦虚名耳。
除散官之ใ外，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制度，构成了此期“品位”的另一条进化线索ิ。
汉代的常设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经常能ม够参与朝政，这时诸将军的班位就构成了辅政者的资望尊卑。此外因军事而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在烽火战乱ກ中往往迅速增殖，诸将军间也常常形成上下统属关系。汉代还把“将军”用为优崇之衔，加给并不领ๆ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这时的“将军”显已脱离军职而成衔号了。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繁衍，并在位阶化的道路上骤然加速。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各级将校所拥有的军号，便成了他们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แ行政制度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随其资望轻重而加以征、镇、安、平之ใ号”，并与东、西、南、北等方位字样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的将军辅政传统，中ณ央官僚加军号的范围也在扩大蔓延。
由此，昔日寥寥可数而班位高贵的“将军”之ใ官，就逐渐演变成了由á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了，军号的变换意味着位阶的升降。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ฦ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又使军阶列于官品之外，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๒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军号的授予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如学者所称：“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ณ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52๐〗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53〗。岳珂“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的看法，实际是上承唐人旧ງ说〖54๒〗。魏晋南北朝时，军号最先形成整齐清晰的散阶序列，并成了唐代武散阶的先声。而文散官的“品位”意义尽管也很浓厚，但其散阶化却仍不充分，零乱而不系统，落在了军号后边。直到北魏、北周之际，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魏末战乱时的军号滥授中，军号往往是和文散官成双成对地“双授”的，授军号的同时也授一个文散官，例如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55〗，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5๓6〗。随后这“双授”现象便引发了一个重要变动。西魏模仿周制，改九品官品为“九命”等级；“九命”所列，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á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序列ต，与军阶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军号和文散官不仅在品阶上一一对应，而且仍像魏末那样成双加授，例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ใ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ใ光禄大夫双授，如此等等。
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序列，至少包含着两ä个重要进步。第一个是军阶与官阶的一致化。此前各朝的军阶与官品是不对应的，某些品级上军号阙如，另一些品级上又分布着十数个军号。而西魏的军号则均匀分布在官品各阶之上，每“命”两个军号，它们还构成了上下阶关系。军阶与官阶不再参差龃龉了。
第二个ฐ进步，便是文散官也迈入了文散阶的境界，并形成为序列ต。前述岳珂认为汉代诸大夫只是散官而非阶官，其后又云：
梁制ๆ，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ณ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溯而考之魏、晋、宋、齐、元魏，下而考之陈、北齐、后周、隋，亦莫不有之，参见于九品十八班之间。元魏初又尝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应作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ใ。盖皆以储才待须，而亦与诸职事官均分其劳佚也。
依岳珂所论，南北朝“莫不有之”的诸大夫只用于“以养老疾”、“储才待须”，散官的性质依然故我。不过有一个ฐ进化岳珂却没看到：曾在阶官化道路上滞后不少的诸大夫和东西省散官，在西魏北周曾发生过一次质变的飞跃，由此演化为ฦ首尾完整的位阶序列了；其时军号与散官的两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ๆ的先声。
文散官的阶官化在魏末骤然加速，与魏末以来的名号滥授、尤其是“双授”，实有密切关系。“双授”令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先已成为散阶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于军号的序列ต化程度高得多，通过“双授”时的一一对应关系，军号便把零落散乱ກ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ต。质言之，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的“双授”，对文散官的散阶化和序列化，曾构成了强劲的“拉动”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号滥授毕竟是一种弊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又混淆了文武职类。为此，东魏北齐政权选择了与西魏不同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抑制名号滥授及文武“双授”，史称“始革其弊”。不过对“正规化”、对“文治”的这种寻求，却使诸多散官回复了原有性质，阻碍了其阶官化进程。岳珂说南北朝散官“盖皆以储才待须”，这个论断不足以论西魏，倒还合于北齐（及南朝）的实情，在那里诸大夫仍是优崇元老、安置冗散的散官而已，而非阶官。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砰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
隋廷面对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ษ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岳珂所述过于琐细，兹不赘引了。相关事件大略包括：隋文帝用上柱国到都督的11等“散实官”，与翊军等43号军号共同构成本阶，开皇六年（586年）又创设“八郎八尉”；隋炀帝以九大夫和“八尉”构成本阶，后来又创น设谒者台九郎；唐高祖起事之初ม把这些名号全都利用起来，以酬奖将吏。这等于是一轮官阶大实验，各种位阶优劣各现，便推动了随后的进步。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便着手清理，初ม步规划出文散官、散号将军和勋官三个序列。文散官由á开府仪同三司、诸大夫、诸散骑及1้6种郎官构成，军号包括辅国到游击共12号；勋官方面则ท形成柱国、大将军、都尉、骑尉的组合。
最终，散阶制的进化来到了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当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令，以光禄大夫等11้个ฐ大夫加1้6个郎官构成文散阶，以骠骑大将军等13号将军加16๔个ฐ校尉、副尉构成武散阶，以柱国、护军、都尉、骑尉等构成勋官。岳珂谓：
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养疾，儒林、文林之待问，一归之ใ于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益以校尉，一归之于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归之于勋官。则散阶也，勋官也，唐虽因隋，而所用未尝因隋，有职者改为虚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谓前世合于一者，而唐则析为二。
隋文帝ຓ的散实官加军号，隋炀帝的九大夫加八尉，都是既以进阶、又以酬劳的单一序列。而到เ唐代，首先散阶与勋官“析而为二”了，其次散阶中的文阶、武阶也“析而为二”了。到这时候，唐代散阶制就算基本定型了。
作品相关资料-ๅ官阶制度研究2
四、动因与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汉唐间禄秩等级到文武散阶的发展，以上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概貌。读者能感到这个ฐ叙述有其特别的取舍，某些事实被置而不论，某些事实只是约略言及，某些事实则得到分外的关注。其原因则在于我们采取了“品位-职位”视角，这就是叙述时的取舍原则。而且，上一节采取了尽量简洁一些的笔调，而把进一步的分析留แ给了本节，这样层次可以清楚一些。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不同的分等类型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论证了周代官员等级制是一种“品位分等”的制度，卿-大夫-ๅ士的爵级及“命数”等等构成的等差，乃ี是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身份等级，这是其时贵族政治的内在部ຖ分。这样，在论述“汉代禄秩等级之ใ从属于职位”一点时，对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肇始于“职位分等”意味的禄秩，“品位分等”性质的散阶制ๆ反在其后，就不致心存疑窦了。因为重“品位”的爵禄之ใ制ๆ已先期演生，这与学者如下论述并无二致：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ๆ多属“品位分类”。周代的封建制ๆ、宗法制和贵族制，决定了当时的官员等级制ๆ必然是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品位分等”。这时的贵族官员阶层拥有重大的自主ว性，君主对其权势利益的予取予夺能力，较之后世是相当有限的。
秦汉的禄秩等级一度显现出“等级从属于职位”的鲜明特点，这确实非常发人深思。我们紧紧抓住“从稍食到月俸”这一线索，揭示了秦汉禄秩作为“吏禄”的来源与性质。也就是说，禄秩等级制的重要来源之ใ一，是“稍食”这样的东西；而昔日的“稍食”是对胥吏阶层的酬报，因而“吏禄”的扩张也就是文吏群体的扩张。战国的专制官僚制化，一度造成了“天地一大变局”。商鞅、韩非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也就是“以吏治国”，“吏者平法者也”。学者谓秦帝国“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ณ”，从而大异于“后世繁文缛礼之ใ政”。秦以“刀笔吏”治天下，这种“文吏政治”与后世“士大夫政治”确实大异其趣。“士大夫”阶级已是一个ฐ拥有深厚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就其与“绅士”阶层的关联而言）的官僚群体，已拥有相对于专制皇权的相当自主ว性。
汉承秦制，依然视官为“吏”。其时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称“吏”，我们觉得这大有深意。汉儒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贵”而被朝廷“如遇犬马”、“如遇官徒”，正反映贵族的坐享天禄、安富尊荣已成明日黄花，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他们只能在专制ๆ权力之下俯首帖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对官吏的权益、地位和荣耀，统治者经常漫不经心。职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便透露出了更多从属于职位的色调；此期的官僚，便显示出了更浓厚的“服务取向”。如艾森斯塔得所论，这种取向往往对应着拥有“铁ກ腕”的专制皇权〖57〗，对应着他对官吏的无情支配，官僚由此变成卓有效能的行政工具，而且未能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建立起特殊的联系。秦汉的文法吏确实很近于这种情况，他们并未显示出特定的社ุ会来源，与后世士大夫儒生和绅士阶层的情况，明显不同。
不过帝国的官僚们总有一种“自利取向”及寻求“贵族化”的本能倾向。随时光推移，汉代官僚逐渐成为ฦ支配阶级，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基，进而形成了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这时官僚们必然提出更多的权益要求，希望在规划ฐ等级制时给官僚个人以更多保障。为ฦ换取官僚的效忠，汉廷也不断依禄秩等级向官僚授予特权。同时，“品位分等”确实有其灵活的地方แ，它在处理能力、功绩和年资的矛盾时不乏独到之处。“增秩”、“贬秩”等做法日益普遍，事实上便蕴含了一种寻求“品位”的苗头。无论从哪方แ面看，汉代的等级体制ๆ中ณ确已蕴含着趋于“品位分等”的内在动因了。
进之ใ，魏晋南北朝时代演化出了一个以士族门阀构成的官僚群体，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身份性和相对“贵族化”了的集团，士族以其门第权势支配了官僚的铨选，并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ำ和身份特权。为在分裂动荡中ณ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者的家族中录用官员，从而使官僚队伍呈现出封闭性。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ๆ”〖58〗。与门阀和皇权的“共天下”以及士族坐享天禄、平流进取的局面相适应，“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经常让位于“优惠考虑”。九品中正制、“清途”概ฐ念、“清浊”观念及门第高下相互配合，赋予了官吏个人以凝固的“门品”。士族门阀习惯于尸位素餐，同时每奉送出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所以没有多少职掌的冗位冗号，便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官”与“职”的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ຖ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ใ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这种大异秦汉的“品位分等”格局，是这个ฐ时期官僚等级制的最突出特征，由此划出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也是在这个时代发达起来的。大多数讨论魏晋南北朝品级秩序者，都把注意力局限在中ณ正制和门品之ใ上；本书则将拓展视野，给军阶应得的一席之地。军阶与军职是分离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品位分等”制ๆ度；它拥有首尾具备的序列ต形式，与唐代散阶已非常类似。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军号最早ຉ形成为成熟ງ的“本阶”；文散官的阶官化，是在与军号“双授”时拜军号的“拉动”之赐，才得以完成的。军阶的性质、倾向和影响，与前述与士族政治相关的那种“品位”秩序，存在着某种重要差异，由á此便可揭示ิ出此期官阶制度演进的又一线索。
军事领ๆ域中功绩制ๆ构成了士气和战力的维系，而提升军阶便是褒ຐ奖将士之良方；军阶便于灵活处理沙场战功和军事才能间的矛盾，可以及时酬功迁级而不至变动职任，所以现代军队依然采用军衔制度。这样的理由á，便可解释汉魏之际的战乱中将军号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两汉之际刘秀打天下时也曾涌现出众多的杂号将军，也是一个平行的参照。进之，尽管五朝门阀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他们以雄厚文化自重且“重文轻武”，但其时军政仍是帝国政治的重要领域。地方แ行政军事化了，而其后果之一就是都督和州郡长官都把军号用作位阶。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的条件之一是“流民出力”，即指以流民组建的北府兵构成了江左军事屏障〖59〗。而武将的身份标志之一，便是军阶。南朝宗王起家例授军号，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学者指出，梁武帝ຓ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这样看来，军阶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出于军政的需要，具有功绩制的色彩；军阶并未被士族所独占，并不是个ฐ专意维护士族政治的制ๆ度。士族的高贵地位，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他们的军职和军号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这样，就有必要把两种不同的“品位分等”清晰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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