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ษ，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แ》、《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ณ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ณ，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ภ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๕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逸，逸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老子与西洋学说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地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ม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地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yong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แ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zuo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ฐ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条路，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ຉ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设想，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之ใ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ฦ主，物质为辅。”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偏重物质，即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ณ西文化就冲突了。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而越来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过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惟中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ย，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是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ศ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我国学说，折中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zi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ณ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ถ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ถ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ใ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น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á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ณ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特创出道统之ใ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ณ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ณ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孟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ณ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缜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ຂ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所学，为ฦ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๑《文选》、《初ม学记》、《白氏六帖ຆ》，国亡后，其子守素赍i至中ณ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