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ๆ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ณ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ท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ณ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ฦ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ใ后世界ศ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ฐ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เ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๓”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ศ。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ศ战祸，一触即。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แ中所想的，口中ณ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ว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ศ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ฐ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但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ฐ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ๆ宪”与“抗日”是不能ม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ม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书》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他以为规划ฐ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ฐ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ກ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ว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宗吾本着他所倡的“合力主义”，曾写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ใ我见》，于一九二七年刊â入《宗吾臆谈》，一九二九年扩大为ฦ单行本，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便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表。继此文之后，他正想写一篇外交私议时，而“七七事变”突起，他就改写了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亦在《华西日报》连续登载。这两篇文字，即于是年九月合刊一册，名为《制宪与抗日》，关于制宪部分，他特别注重经济与政治两项，也可说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结论。关于抗日部ຖ分，除了抗日计划外，更涉及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今先将《制宪私议》的要点介绍于下：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ศ奉为ฦ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第一为ฦ《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宇宙真理是一个ฐ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á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ใ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唯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ฦ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ใ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ว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ใ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á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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