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ต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ต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ม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ต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ฦ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ว个ฐ联盟自然会破裂。为ฦ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卢沟桥战事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旋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旋๙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ม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ຂ不退出，请问我国能ม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ม逃出旋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ຉ点出现。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唯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ว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二国最终为魏方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领ๆ就成功，无负责的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负责的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ม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领，所以有“连鸡不能ม俱栖”之说。吴、蜀二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แ各个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ใ蛇，日本不败何待？
第二次世界ศ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๐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ว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ต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เ，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ຖ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生。正义既ຂ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ๆ，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ณ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แ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แ时，预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ท应本着中ณ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ฐ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ณ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ฐ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ศ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ม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ท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ຖ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ใ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ณ间有几部ຖ分一时不能ม实行；但既ຂ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ກ，才不至彼此相碰。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ฐ，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ว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ຓ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ฐ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ต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一同是一个ฐ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ณ，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แ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ຂ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๘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ฦ的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á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ำ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