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ณ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ษ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ม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เ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ณ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ว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ณ，他们似乎ๆ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ท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เ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เ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ใ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เ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第三，他说中ณ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ว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แ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ำ己้、孜孜为利ำ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ำ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แ的第三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ธ而外柔的。《易经》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ท衣锦尚纲。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句句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ณ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แ所在，勇气奋，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ธ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แ的第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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