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里也有一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较多地流露着空虚和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蒙台涅即“蒙田”。，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ใ间”。不过影来向人告别的时候却又抱着献身的意志，它愿意“独自远行”，希望此后黑暗里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影”。又例如《墓碣文》，从“剥落很多”、“苔藓丛生”的碣文里，人们看到了死者的沉郁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เ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预约在“成尘”之ใ后。本篇里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两种思想的对立，而后进终于摆脱了前者，“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鲁迅曾经自述其当时的心情是：一方แ面，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另一方面，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两ä地书》四。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复仇》、《希望》是对虚伪、旁观和消沉的针砭。《颓败线的颤动》的主ว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ฦ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画ฑ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狱》的题旨ຈ见同一时期所写的杂感。鲁迅在《杂语》注：《杂语》，载《莽原》周刊第1้期，1้925๓年4月24๒日，后收《集外集》里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不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又对那时尚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抱有保留态度，因此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他的敏感的预见是和怀疑的心理相交织的。由于抒写的是心灵深处痛苦的思绪，许多感想又在“那时难于直说”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艺术表现就比较含蓄，便是传达感激之ใ情的《腊叶》和叙述忏悔之意的《风筝》，也都夹用了絮语与独白。从《死火》起一连七篇，都以“我梦见自己……”开始，因为ฦ梦境适合于抒写这种特殊的感受。在艺术构思方แ面，《影的告别》已经够新า颖了，而《死后》一篇，作者假托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已经废灭，知觉神经却还存在，从而讽刺๐了“青蝇”、“马蚁”看热闹，发空论，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后，还要贩卖“《春秋》大义”等等，设想更为奇特。同书里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类景物清新，格调明丽，而又寄意深远的作品。在《野草》里，作家的思想感情主ว要是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读者也需要根据诗的形象去理解它们。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则ท是对奴才哲学和市侩习气和讽喻，散文的成分较多，通篇保持着明白晓鬯的特点。《野草》的形式显然受有外国文学中散文诗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า的尝试。《莽原》周刊和《晨报副刊》上有许多青年接踵而起，运用类似的形式推动了散文诗的写作。到了三十年代更为ฦ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ฦ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ว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ว义的少数民族中，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作者援引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ฦ《彷徨》的书前题辞，移以说明《野草》也完全合适。《野草》以内心抒发为主ว，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这种感受和探索正是动荡的时代生活的产物，在统一战线内部日趋分化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样的苦闷。不过鲁迅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苦闷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ธ在不少篇什里的主ว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在叫唤他，他还是不停步地前进着。无论是世故的恳挚的劝告，还是天真的热情的安慰，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所在，料é不定能否走完，却还是谢却一切“好意”，拒绝一切“布施”，依旧昂着头，奋然向前走去。“这样的战士”处身在“无物之ใ阵”里，遇见的是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ຒ”，绣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称”，他们头下有“各样外套”，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好花样”，面对这些变形的假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他举起了投枪”；当一切都颓๙然倒地，他发现“其中无物”，最后甚至连这“无物之ใ物”也已经脱走，但是，“他举起了投枪”；他不管自己是“战士”还是“罪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在“不闻战叫”的境地里，依旧和原先一样，“他举ะ起了投枪”。这里虽然流露出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却充满着一个战士的自我策励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转。《过客》用对话体，《这样的战士》里出现反复重叠的语句，以表示战士的坚韧和执着。两篇作品的内容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有关，实质上是鲁迅前期的战斗历史的概括。《秋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写洒满着繁霜的园里，小粉红花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枣树则以落尽子叶子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๐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夜游的恶鸟飞过时，小青虫为了追求灯光，千方百计地撞进室内，勇敢地以身扑火。经过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们可以从草木虫鸟的身上，得到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为“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淡淡的血痕中》，以敢于蔑视敌人的气势，嘲笑了造物主的怯弱，歌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使天地在眼中变色。写于“奉直战争”中的《一觉》，则以莫大的欢欣，拥抱了被风沙打击得粗暴了的年轻的魂灵，他们象受摧折的野蓟一样，依旧开着小花，给旅人以安慰。这些篇什都是战斗的抒情之ใ作，于郁勃挺秀中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出现在鲁迅笔下的也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属于孔乙己一个ฐ类型的，鲁迅在《白光》里又描写了陈士成的一幕喜剧性的悲剧。他在第十六回县考放榜ึ时发现自己้依旧落了第，“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又象“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这位老童生的神经错乱了，捞不到榜上的功名都处于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中，关系构成了事物的真正本质。，便去掘地下的藏镪，结果是受了幻觉的骗，淹死在城外的万流湖里。小说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利禄的动作中针砭其不劳而获的根性。和《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一个类型的，鲁迅在《长明灯》里又描写了一个试图吹熄“不灭之ใ灯”的疯子。“灯”和“塔”在旧社会里是封建宗法统治的象征，鲁迅曾经在杂感里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在小说里期待着“灯”的熄灭，他再一次选中疯子作为ฦ启发人们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形象，不断地传出“熄掉它罢”的呼声。虽然疯子最后还是被禁闭起来，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经广泛传播，夹入孩子们的歌唱，由á后一代把这个任务接受过来了。《长明灯》结尾处的歌声和《药》里瑜儿坟上的花环含有同样的意义แ。当现实主ว义แ者鲁迅在生活里还没有看到一种力量足以改变旧ງ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ຕ命运时，他是怀着如何拳拳的心期待着后来者啊！鲁迅的作品里经常闪烁着鼓舞人们向前的理想，自然，这种理想又是和他直面现实的精神相结合的。他猛烈地抨击黑暗统治，谴责这个ฐ势力的各种代表人物，不仅《长明灯》、《离婚》、《祝福》、《阿q正传》等篇在对峙的形势下展开了爱憎分明的描写，象《肥皂》和《高老夫子》，则又几乎全篇都是对士绅阶层伪善面目的鞭挞。表现方法也有变化。鲁迅在写《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时候，感情浸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叙述中ณ，“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注：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而写四铭和高尔础，却又把憎恶的感情隐秘起来，以白描的手法细写行状，客观地对比了他们的言谈和行动，取得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注：这是鲁迅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评语，见《中ณ国小说史略》的艺术的效果。
和农民一样，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里描写的重要对象。鲁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ศ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过程。吕纬甫《在酒楼上》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系。进化观念是整个ฐ体系的根本观念。断言一切事物都是由，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既ຂ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象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和吕纬甫的颓唐消沉相比，《孤独者》里魏连殳的性格表现得更为ฦ阴郁和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事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流言追随着他，失业打击着他，最后不得不向环境低头，抛弃理想而求乞于“实际”，当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的人趋奉他，颂扬他，他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有“胜利”的喧笑中ณ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两ä篇小说写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革新า力量和习惯势力之ใ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同时也批判ศ了吕纬甫和魏连殳性格的弱点。这种性格在小说写作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中ณ仍然具有典型的意义แ。出现在《伤逝》里的子君和涓๑生比较年轻一些，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子君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和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แ我的权利！”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但是，个性解放却不能够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不幸子君在获得幸福和安宁的生活之ใ后，便沉湎在日常琐事里，未能继续向前跨开步去，不久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涓๑生对日常琐事感到เ烦厌。当失业的打击威แ胁着他们同居生活的时候，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正如子君突破了家庭的阻挠一样，他也突破了朋友的阻挠。烦厌的情绪恰好说明他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的更大的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了一个ฐ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涓生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吕纬甫和魏连殳，他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易卜生式的个人奋斗ç思想居然使他为自己而愿意埋掉一切，即使向新生活“跨进第一步去”，也仍然只能ม抱着沉痛和愤激的心情，而以“遗忘和说谎”为ฦ“前导”。小说采取“手记”的方แ式，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ศ于事实的缕述。在描绘个人和社ุ会冲宋的题材中，鲁迅的笔触不光是停留แ在对个人——也即知识分子的同情上，而是对社会和个人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在一九一九年写的《一件小事》注：《一件小事》最初发表于1้919๗年1้2๐月1日出版的《晨报创刊纪念》增刊。《呐喊》里排列在《一件小事》之前的《明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新า潮》第2卷第1号。这两篇小说收集时，鲁迅在文后分别加注为19๗20่年6月及1920年7๕月，本篇推迟了半年多，当是一时误记里，通过对于一件小事的两种态度的对比，鲁迅已๐经揭示ิ了知识分子需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研究和表现农民一样，鲁迅是从寻求中国革命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和表现知识分子的，在充满阶级压迫和外来民族压迫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从他们本身的感受出发，往往是首先觉悟的分子，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ว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0่4๒页《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极其真实地写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两代知识分子在个人反抗失败后的不同的表现，而在这不同的表现里，又反映着他们“空虚”和“动摇”的共同的特点。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ว义แ立场更加后退。他在《读书杂志》以及随后创刊â的《国学季刊â》上，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出一张将近二百部的《一个ฐ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三阶段：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认为人有“先知，一反以前的主张，列ต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ว义แ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67号，1้925年2๐月21้日。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青年读古书，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า花样”》注：连载于《中国青年》第98、99期，1้9๗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ศ了胡适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的企图。也因为如此，当复古派攻击新文学时，胡适虽然表示拥护白话文，却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驳。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还表达了和对方勾搭，愿向对方输诚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滚入反动立场的丑态。
在哲学思想上，胡适继续大肆宣传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แ。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无关的玄学观点。《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副刊â《学灯》相对峙，展开了喧嚣一时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虽然《努力》周报表面上拥护“五四”的科学精神物体的总和；知识来源于感性经验，感性经验是可靠的，创，实际上却宣传了唯心主义。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及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谓“大假设”的“自然主ว义的人生观”，鼓吹多元论，同玄学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当时，马克思主ว义者虽然还没有对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展开系统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注：《新青年》季刊â第3期，192๐4年8๖月。却是一篇较有力的文章，对实用主义แ痛加驳斥。它指出这种哲学以对自己有用和有益作为真理的标准，既没有“绝对的现实”，也没有客观的真理，其宇宙观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且实用主义แ只承认琐琐屑屑的改造，否认根本变革现实的必要，因此只能ม“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对于迷信胡适所谓实用主ว义给中ณ国带来了科学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剂。
此外，成立较早而展开活动较晚的新月社，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ม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派。新า月社主要成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认为“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提倡“反写实运动”，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为ฦ了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去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注：以上文字分别ี引自闻一多《诗的格律》、赵太侔《国剧》以及余上沅《国剧ຕ运动》一书的《序》。闻一多《诗的格律》中谈到的“乐意戴着脚镣跳舞”一语，原是bຘlissperry教授的话。具体到诗歌方面，他们提倡格律诗，主张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注：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â》192๐6年6月1้0日《诗刊》第11号，否定“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说。在戏剧ຕ方面，他们与文学革命初期《新า青年》的主张相反，肯定中国旧戏的“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艺术，以之ใ为“纯艺术”的极致。新า月社在诗歌和戏剧ຕ方แ面例如格律、程式的某些具体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部分成员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月社ุ文艺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ว义แ和形式主义แ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和创น造社ุ倾向相接近的一些社团中，情况也很不一致。弥洒社主ว要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为ฦ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们宣称“我们乃艺术之神”，并从《弥洒》第二期起在扉页ษ上标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宗旨，有着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浅草——沉钟社ุ则更多地为创น造社ุ对现实的强烈反抗精神和真挚直率的自我表现所吸引。他们最初ม也不免受过“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浅草》创น刊时就曾在《编辑缀话》里声明：为免除纠纷，“决意把批评栏取消เ”，“希望文艺上的各种主义แ，象雨后春笋般的萌茁。”后来的《沉钟》上除介绍罗曼罗兰、霍普德曼之外，对王尔德、尼采和美国神秘派作家爱仑坡等也表现过较大的兴趣。但苦难的社会现实以及成员本身采取的脚踏实地的态度，推动着沉钟社的健康发展。《沉钟็》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到เ一九三四年二月终刊â注：沉钟社ุ于1925年1้0月创刊《沉钟》周刊，1้92๐6๔年2月停刊，共出十期；1926年8月出版《沉钟็》半月刊，至1927๕年1月第十二期休刊；同年7月出特刊一期；1้932年10月续出第十三期，至1934๒年2月第三十四期停刊，在时断ษ时续的首尾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以朴实而带有悲凉色调的创น作和对外国文学的切实介绍，为新า文学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因而获得了鲁迅给予的“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一称誉。
经过五四运动，新า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ไ。早ຉ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â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ณ国学会，出版《少年中ณ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ฦ社会的活动，以创น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ว义แ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ฦ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氵朝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แ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â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า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า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ณ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ใ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า文化运动极为ฦ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๒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๒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แ者和封建军阀为ฦ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ຓ国主义แ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แ”注：《新民主ว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๔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ว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的确，诗人是在燃烧着。他还说他这卤莽的黑奴胸中有“火一样的心肠”，他在被活埋到地底以前原是“有用的栋梁”，并且庆幸自己能ม够“重见天光”。诗人愿意为祖国赴汤蹈火，这是因为ฦ他从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新า的希望。《女神》中ณ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地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ฦ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信念。然而，“五四”后的中国虽已在新า的斗争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浓重的黑暗毕竟还有待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去驱除，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企望真是过于殷切了，因此当他回国以后，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惨象：“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终于觉得“这位姑娘”辜负了他的“思量”：“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注：《女神·上海印象》这种沉痛的呼喊，同样表达了诗人爱国主义的激情。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น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ຖ分诗篇里，更对作为ฦ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ฐ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ฐ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ณ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เ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า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ฐ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ฐ自我不是拘囚于个ฐ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ษ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ณ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ณ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ç、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
对于劳动、对于工农群众的景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ณ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ฐ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ฦ“田à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ฐ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象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
《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虽然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所以如此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内有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ฦ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影响。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ຖ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เ“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น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า鲜的情调”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เ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在这一部ຖ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ฑ，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ร》、《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ณ幽韵”的“醉红的新า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ณ《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ฐ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ว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๙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ว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๗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เ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เ！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ว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ว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๒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ຂ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า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ä位古代诗人之ใ间深刻๑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า的革命年代的一个ฐ继承和发展。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ฦ“五四”后的自由á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ถ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ไ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á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ณ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ณ的某些短诗则ท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为刘ถ海粟的画《九溪十八涧》题过这样的诗句：“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溪径作奇画ฑ，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移用这些句子来说明《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充满叛逆精神的大胆创造，同样是十分贴切的。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ຒ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น的艺术风格，丰ถ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ใ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ງ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๒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