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ใ后，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น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个纯范畴。宣称这些形式或范畴，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性，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ฐ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๑号，1923年5๓月，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ศ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เ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注：《太戈ຖ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文末注写作日期为“10月1้1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๗22年10่月11日”。这种认识自然还不免有点笼统，因而没有从理论上促使他的文艺观点发生系统的和比较彻底的变化，却也已经成为可贵的思想因素出现在创作实践里。从那时起，《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写消เ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现出来的对工农的赞美则显得更为ฦ热烈。作者声称自己้不再迷恋“矛盾万端的自然”的“冷脸”注：《前茅·怆恼的葡萄》，却愿意去“紧握”劳苦人民“伸着的手儿”注：《前茅·上海的清晨》。作为诗人心灵的写照，《前茅》便是这一变化的鲜明记录。
一九二一年七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成员。这个ฐ成立稍后于文学研究会、而同样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团体，它对中ณ国新文学运动的巨เ大贡献，与郭沫若的卓越的文学活动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一九二一、一九二二这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า，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ว，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新า面貌的美丽的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ฐ人努力以达到เ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变而为ฦ寄托其满怀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篇，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明显的反映。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则主张阶级调和，否认社ุ会革命。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孔德、英，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แ作家对现实的宣判ศ。周扬在谈到เ《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๒年5月号在新า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ม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เ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๑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แ。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เ、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ำ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ฐ合理的生活：“中ณ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ว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ฐ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ฐ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๑期，19๗49๗年10月25๓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น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น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ฦ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ณ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个ฐ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า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แ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ฐ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ท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๐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ใ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ใ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ศ，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ใ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ฐ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๐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从一九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ฦ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九年先后出版的两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ว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ฦ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แ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แ的资本主ว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ท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า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ว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ฦ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ว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ม创น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น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ว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ม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说明此诗之所以能够写出并且“颇有朋辈为之感动”，其原因即是“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注：上海ร《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๗24年11้月6日。一文，还从他所理解的文学的特征来说明革命思想与生活经验两者对于作家不可或缺。他说：
但是，不等到《新า青年》所发动的这个ฐ以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革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历史已๐经进入了一个崭新า的阶段。一九一八年起，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和马克思主义แ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许多新า的因素。五四运动发生了，中ณ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式标志新民主ว主ว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处于这样一个新า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不可能不发生新า的变化，打上新的烙印。
一九一七年初发动的这个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แ和旧文学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当问题转到另一方แ面，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明确具体。所谓“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ຒ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免都嫌笼统。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ฐ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么样的西方แ资产阶级文学作为ฦ新文学的蓝本，这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固然主要介绍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中国文学要走“写实”的路，而又同时推崇王尔德等唯美主ว义作家，对于后起的自然主ว义思潮不但缺乏辩别，反而把它作为最新า的方แ向来提倡。陈独秀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吸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例如他一方面主张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新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文学的所谓不依附于他物的“独立价值”，认为ฦ“状物达意之ใ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ท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注：答曾毅信，《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๕年4月。这种思想虽有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作用，但其自身也潜伏着危机。“文学革命”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主ว要停留在理论主张的探讨上，并没有出现真正有力的新作品注：当时《新青年》上受到称赞的作品，只有苏曼殊的小说和胡适的五七言“白话诗”，也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运动，这些就同它本身存在着的上述弱点不无关系。
二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ຓ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ม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ງ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๐为新า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决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
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
诗人充分估计了列宁的死给世界革命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这首诗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虽然《前茅》是写在诗人还没有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时候，因为缺乏็生活实感，有些诗不免给人以空泛的感觉；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动年代里，这些粗犷有力的歌声和勇敢大胆的宣言，的确可以算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写于一九二五年初ม春的《瓶》，是一组歌唱爱情的诗，除《献诗》外由á四十二首短诗组成。浓郁浪ฐ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诗情，依然表现了诗人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五四”时代精神通过诗人作品在另一方แ面的反映。不过部分诗篇受了唯美主ว义影响，有些地方แ还流露了缠绵悱恻的情调和人生如梦的感慨。
诗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ฦ严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从《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两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经过学习马克思主ว义理论和参加实际斗争锻炼后政治认识的变化。与过去经常从神话传说中吸取灵感不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由陈涉แ吴广的“斩木为ฦ兵、揭竿为旗”联想到当前的农民和他们不能ม不革命的悲惨地位，不仅为ฦ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诉，还揭示出造成这种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á于在我国出现了“无数的始皇”——“外来的帝ຓ国主义แ者”和“他们拳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诗篇最后将“工人领导之ใ下的农民暴动”誉为“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ศ的力量”，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已看到了中ณ国的政治出路。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中，也错扬子江之口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颂，预言“三亿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和“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是足以“使整个的世界ศ平地分崩”的“最猛烈、最危险、最宠大的炸弹”。这种对于中ณ国革命的认识，使《恢复》中无论是对于革命情怀的抒写，或者对于祖国壮丽山川的描画如《娥媚山上的白雪》、《巫峡的回忆》，都贯串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抒写革命情怀的诗在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诗人所说的那种“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的战斗特色。当诗人看到“我们血染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继地牺牲，他不能不感到เ苦痛和愤怒。但他没有悲观，更没有气馁。虽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他“并不觉得恐怖”，诗人确信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在反动派压迫下面，它将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诗人激动地写道：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า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诗人这种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心，主要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力量上，建筑在共产党员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上，同时也建筑在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势力尽管它表面上显得强大必将灭亡、而一切正义แ的革命的力量尽管它暂时处于弱势地位必将胜利ำ的这个ฐ历史发展的真理上。正是因为这样，诗人才能ม发出“不管目前的争斗ç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注：《恢复·电å车复了工》的豪迈的宣言。
诗人还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从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谁来恩赐，而是要通过不屈不挠的斗ç争来取得的。在漫漫的长夜里，只有经过顽ื强的斗ç争，胜利的明天才会来临ภ：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战取》
可以想见，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妄想将中国革命力量斩尽杀绝，而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领导人民继续战斗ç的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恢复》的出版，该给了读者以多么大的鼓舞力量。
也可以想见，当革命开始深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上海ร为中心正在大力倡导和展开，而“新月派”那ว种以雕琢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腐朽的内容的诗歌正在泛滥的时候，《恢复》的出版，对中ณ国新诗来说，起了一面激发斗志，一面抗击逆流的作用。
《恢复》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诗歌创น作的实绩，是诗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对中ณ国新诗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