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เ大影响。主人公倪焕之ใ，是个ฐ热切追求新า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ม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ä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เ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เ“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ฐ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เ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เ“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เ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ທ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ใ》，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五四”时期杂感的写作，除鲁迅而外，李大钊1้889—1้927也是重要作者。他所写的一些带文艺性的短论，有时虽还残留着民主ว主义思想的痕迹，但针砭时弊《恐惧的概ฐ念》、《生活道路的各阶段》、《基督教中的修养》、，冲刺๐锋锐，战斗性大多很强。从这些文字中ณ，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แ最初在中国传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渐次扩展的时代侧影。《新纪元》等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调，预言了十月革命后封建主义แ、军国主义“枯叶经了秋风”般的命运，号召“黑暗的中ณ国”的人民迎着“曙光”前进；《混充牌号》、《红萝卜党》以形象鲜ຒ明的比喻，提醒人们及早警惕那ว些挂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牌号、“带着一层红皮”的东西，“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它们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ว义แ启蒙者特有的敏感。《政客》、《屠宰场式的政治》借助于逻辑的推论或巧妙的联想，三言两ä语就剖析出军阀政治的本质；《太上政府》、《威先生感慨如何？》则义愤填膺，单刀直入，戳穿了帝国主义แ的画皮，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这些也都显示了作者高出于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可贵之处。当着日本帝国主义แ和军阀卖国政府共同宣传所谓“中日亲善”而有些人也对此发生幻想时，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白话散文的写作，也与小说、新诗并起。其中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适应当时急遽的战斗要求而产生的杂感。这种文体，最初由á于《新า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第七版等设置“随感录”、“浪漫谈”等专栏加以提倡而趋于兴盛，以后更经鲁迅等先驱者的长期努力哲学体系。，“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ำ通的代名词”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来《向导》等刊â物上的“寸铁”专栏，也正是这一战斗武器的运用和发展。
此外，《星空》中ณ还有一些意境优美之ใ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า，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น性，便是一首好诗。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ถ富的想象里，接触到เ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氵朝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ศ了个性主义。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๓的所接触而客观地存在着；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ว张个性，主ว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ฐ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á。”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â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ต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ว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ใ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า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读书好求甚解》，收入《盲肠炎》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页、42๐5页。此外，“五卅”惨案的现实感受还使他写出了象《聂荧》那样紧密地配合当时反帝任务的历史剧ຕ，说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诗人创作思想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较快发展的同时，郭沫若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则仍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作为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日益觉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没有给他准备下“象牙之塔”，而目睹“五四”高氵朝后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一步发挥道统之说。，更不能不使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ว张中表示对时世的关切；但他一时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在阐述诗歌的特征和浪ฐ漫主义创作要求的时候，往往羼杂着文艺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แ的主张。同样是一九二三年，他既认为ฦ“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注：《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๐3๑年9月9日。文末注“9๗月4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๐4年9๗月4日夜”，又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并不在乎使人能ม得共感与否”注：《艺术的评价》，《创น造周报》第2๐9号，19๗23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๑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๗2๐4年1้1月2๐3๑日”。他一方面正确地反对“以为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观点，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将文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夸大文艺的作用，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注：《儿童文学之管见》，《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๓年12月初ม版，240页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页之ใ后，一九二五年还没有完全清除纯艺术论思想的残余，在重视“文艺之ใ社会的使命”的同时，他又说过，“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ใ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第142页。按此文原为郭沫若1925年5月2๐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由á李伯昌、孟超合记，最初刊â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的《文学》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上；后收入《文艺论集》，文末仅注“5月2日”，该书192๐9年7月第3๑版注为ฦ民国12年5月2日，即192๐3年5月2๐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为“1้924๒年5月2日”，年代均有错误的。不过，已经确认“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ใ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า的精神文明的胎盘”的郭沫若，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๖9๗页，并且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ç争，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终于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ງ的羁绊。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แ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เ高级，由á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แ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๗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ຓ国主ว义แ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ท。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ว义แ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ç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น造进化论”和杜威แ的实用主义แ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แ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เ新旧ງ之ใ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า旧ງ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เ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แ面在一九一九年已๐经歌颂โ了人民创น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แ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ณ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ว义的思想光彩，主ว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á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ว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ç争的意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ฐ时期里，《新า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ว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ฐ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ฐ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ณ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影响下，一九二四年开始出现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文学或具有鲜ຒ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他们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哀中ณ国》等诗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悟悟社”，出版刊â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学、鼓舞革命性为宗旨”。在北京，除共产主ว义青年团主办的《烈火》外，还有出版《火球》、声明“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它们的出现，反映了文艺青年中革命思想影响的扩大。但是，革命文学主张在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青年中ณ引起更大的反响，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却是在“五卅”和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氵朝时期。这是进步文艺界直接从政治上受到เ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推动和鼓舞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路线，许多进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斗争中，都曾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一边，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其中ณ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尤其在文学上留แ下深刻๑烙印，促使文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创作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大为鲜ຒ明突出，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直接间接地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此后也陆续出现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也都出版在这一时期。不少作家政治上和文艺思想上趋于革命化。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其他一些社团的一部分作家思想都有重要发展。“五卅”前后，郭沫若、茅盾、叶绍钧、成仿吾、应修人、潘漠华等大批作家纷纷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茅盾并于一九二五年撰写《论无产阶级艺术》注：连续刊载于1925年5๓月起的《文学周报》第17๕2๐期、173期、175期1้96期。的长文，从性质、题材、内容、形式诸方面对这种新兴文艺作了较为ฦ全面细致的介绍说明。在《文学者的新า使命》注：《文学周报》第1้90期，192๐5๓年9月13๑日。一文里，他又指出“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郭沫若则ท于一九二六年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注：两ä文分别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๐6๔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192๐6年5๓月。等文，号召文艺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ณ去”；指出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在当时文艺青年中ณ间有着较大的影响。“三一八”之后，鲁迅奔向南方，并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著名讲演。大革命浪潮不仅使成仿吾等直接卷入，便是郑振铎ດ、欧阳予情、田汉、郁达夫以至闻一多等作家也都受到เ冲击。他们或公开支持党所领导的革命斗ç争，或曾奔赴广州、武汉等地参加革命文化宣传工作。朱自清则歌颂โ了“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主义英雄。青年作者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响起了文学“为ฦ第四阶级说话”的呼声，还出版过一些虽然不免粗糙但与革命斗争配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随着一些作家思想的革命化，随着后期创造社等团体的大力鼓吹，至此终于形成为文坛舆论。所有这些，都从作家思想上、生活上为ฦ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准备了条件——
早期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主张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它们散见于各篇文章中，而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由于并不能ม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民主主ว义思想之间的界限，文中不少见解较为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论者本身对中ณ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切了解，在传播正确观点、介绍苏俄文学的同时，也产生过“左ุ”的偏颇。对于当时以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主要力量的中ณ国文坛状况，早期共产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过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เ极因素า的同时却对其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多数人对于文艺特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些就使他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文艺家对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解和接受。虽然如此，就历史功绩而言，尽管他们的主张远不成熟，却毕竟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和号召，播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ฦ题译载了列ต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แ。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า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ว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â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ຖ分具有初ม步共产主义แ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ฦ：《我的马克思主ว义แ观》上，《新青年》第6๔卷第5号，19๗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า的要求和作出新า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น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า青年》第4卷第4号，19๗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๗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ฦ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๐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า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า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ต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ฦ个人造名的文学”；为ฦ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ว义แ。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ว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ฦ个ฐ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ณ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๐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ว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ว义แ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ม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า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青年》之ใ后，新า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แ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ງ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๐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ຖ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ຖ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ว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๑月18๖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ย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๓号，1919๗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ณ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已๐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ว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ຓ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ว主义文学。另一方แ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ว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า，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า”注：《新民主ว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แ方แ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ว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ว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า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แ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แ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ณ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ฦ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แ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ณ。历史驳斥ม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ฐ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ๆ导并以革命民主ว主ว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ฦ中ณ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现代文学，作为ฦ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ฐ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ท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ຂ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า，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ว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ฦ软弱，同帝国主ว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ใ后，很快倒戈ຖ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ฐ新า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๐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ท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ณ，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ກ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ใ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尽管冯至诗作中低徊孤寂的情绪较浓，而这些地方，则又和《狂风中ณ》期待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着天河水，另洗出一种光明”一样，流露出诗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企求。收在同一集子里的《吹箫人》、《帷幔》等，以叙事诗的形式，抒述几个ฐ来自传说的爱情悲剧，借此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曲折地歌唱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到了初步接触社会实际后所写的《北游及其他》集中的诗，就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这里有“游行地狱”时所得的掠影如《哈尔滨》，有对“罪恶比当年的pompeji注：pompeji庞贝，古罗马名城，它有很高的文化，但人们生活极端奢侈淫佚。公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其遗址到十八世纪才被发掘出来。还深”的腐烂社ุ会的诅咒《pompeji》，也有对“西伯利ำ亚大陆”“勇敢的实践”所作的赞美《中秋》。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已๐比先前阔大，但他使用的不是战鼓和喇叭，仍然是那支幽婉动人的笛子。他的诗作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而这些也正是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า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原因。
沉钟็社ุ在戏剧ຕ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后来写过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â》的四幕爱情悲剧ຕ《来客》，也渗透着感伤情绪。但稍后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ຕ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庆满月》则在喜庆的命题下写出旧家庭争夺财产所造成的一幕惨剧ຕ，气氛阴森，刻画ฑ深入。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ฐ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ຕ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ฦ出色。如果说浅草——沉钟็社一部分成员在创น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温主义，杨晦的独幕剧却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五四”以后恋爱婚姻ี题材曾风行一时，这和青年男ç女渴望挣脱旧ງ礼ึ教束缚有关。但末流所趋，歌咏爱情成为滥调，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义。一九二二年由应修人1900่—1933๑、潘漠华19๗02—193๑4、冯雪峰190่3—197๕6、汪静之四人成立于杭州的湖畔ึ诗社，是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伙。他们曾先后出了《湖畔》、《春的歌集》两部合集，汪静之ใ还写有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大多是行数不多、专咏爱情或写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注：应修人：《悔煞ย》；或是“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注：冯雪峰：《杨柳》。汪静之的诗《伊底眼》、《过伊家门外》、《别情》等均收入《蕙的风》，以坦率地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心理而显示其特色，其中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ณ人”；“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ຖ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曾在当时青年中ณ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个人享乐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况下一变而为消极颓๙废的，到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寂寞的国》，诗歌的思想内容便有了很大变化。那里充满世纪末的因个ฐ人目的不能ม达到而产生的对人世的憎恨。作者的人生观是：“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注：《寂寞的国·时间是一把剪ຘ刀》这自然只会对读者产生消极作用。能ม够在爱情和大自然的歌唱中带出一点激愤之音的，是应修人的有些作品，如《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涛》、《黄浦æ江边》。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人悲欢圈子的，却是潘漠华潘训。他虽然一面写着被人称为“最是凄苦”的《夜歌》等爱情诗，却也同时在小说《乡心》、《人间》、《晚上》注：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收入《雨点集》和诗作《轿夫》中，真实地描绘了“五四”前后农业经济日益萧条的画幅，怀着深挚的同情写出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贵、火叱司等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า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以《新月》月刊的创刊为ฦ标志则ท趋于没落反动，不过具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又很不相同。
闻一多1้89๗9๗—1946是新月社ุ所编刊物《晨报副刊â·诗刊â》中ณ的积极活动者和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出身于湖北浠水的“世家望族，书香六第”，幼年即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一九一三年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清华学校所受的九年美式教育，在美国三年研习绘画、文学、戏剧ຕ的生活，使他深受唯美主义แ思想的影响，崇拜济慈与李义แ山，立志作“艺术的忠臣”。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诗集《红烛》，就有对死于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颂《李白之死》，玩赏剑匣而致“昏死在它的光彩里”的愿望《剑匣》，以及对色彩的甚于一切的赞美《色彩》；这些都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但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创น作倾向并不是单一的。正象他在给友人信中所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ษ和第69页。国外所受的民族歧视，国内军阀的罪恶统治，都激起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家书中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แ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ใ光明磊落乎？”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ษ和第6๔9页诗人把自己这种感情比喻为“没有爆发的火山”注：给臧克家的信，见《闻一多全集》第3๑册庚集第54页。但实际上，这股火早已在他不少诗歌中迸射而出。《孤雁》对“喝醉了弱者底鲜血”然后成为世界ศ“鸷悍的霸王”的美国侵略๓势力作了揭露；《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热情地加以赞美；《太阳吟》中ณ，诗人由于对祖国的热切思念，竟产生出如此神奇瑰丽的想象：
太阳呵——神速的金乌ไ——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这种热爱祖国的“火”，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死水》集中，燃烧得更为旺盛。除了语言的凝炼和格律的整饬以外，《死水》的内容也更充实。《祈祷ຕ》、《一句话》响亮着民族的庄严声音。《洗衣歌》正气凛然地斥责了充塞于美国社会中ณ的种族歧视和铜臭血腥。长期以来民族的屈辱和悲愤，使诗人预感到เ沉默中ณ正在蓄积着的伟大力量：“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ຖ，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ฐ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ณ国！’”诗人对祖国命运、民族前途如此充满深情，他坚信：一旦ຆ“火山忍不住了缄默”，就会使帝ຓ国主义和反动派“发抖，伸舌头，顿脚”。然而，期望愈深，失望也愈痛苦，当诗人踏上多年怀念的祖国大地时，他无比沉痛地写下这首《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我在心里！
这真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热，又如此深沉，如此浓丽，又如此赤诚！它既ຂ具有屈原以来古典浪漫主义แ诗歌的传统特色，又表现出诗人闻一多的鲜明个ฐ性。回国后正视现实的切实态度，使诗人在《荒村》、《天安门》、《飞毛腿》等诗中，对军阀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直接作了描绘。《静夜》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沉关切。尽管周围是洁白的灯光、“贤良的桌椅”、古书的纸香、孩子的鼾声，一片宁静幸福的景象，但是诗人的世界却不在这小小的斗室之内，他宣布：“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ศ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ษ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เ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反对只歌唱“个人的体戚”，正是诗人最可贵的精神。这促使他不肯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并且在后来经过长期摸索ิ而终于毅然地走上民主战士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诗人所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却防碍了他跟人民革命主流的结合。在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赞美中ณ，多少流露着怀古和夸耀“家珍”的情绪，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没有能ม够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ว义的范畴。这些思想局限，使诗人在诅咒“绝望的死水”之后，仍只得“让给丑恶来开垦”。闻一多曾于一九二七年春赴武汉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但不久又退缩回来，度过了十几年的书斋生活。自抗战后期起，诗人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终于投身民主运动，用自己的鲜ຒ血和生命，写下了永放光辉的不朽诗篇。
闻一多的诗，能ม诚挚地表现出诗人的率真性格与坦荡心灵，和读者亲切地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如《口供》一首：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เ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这种自我解剖的诚恳态度，表现了诗人极可宝贵的纯正品格，也成为他后来能阔步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闻一多不但是新า格律诗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多种诗歌格律的积极尝试者。以诗集《死水》为ฦ代表的一些诗歌，结构谨严，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比喻繁丽ษ。这些特色的形成，固然有西方诗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我国古典诗歌的滋养。闻一多对我国新诗格律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月派”的真正代表诗人是徐志摩1896—1931。他在回国后初年所写的一些诗文，还多少表现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倾向。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虽然大部分只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玄想，时复流露着感伤、凄惘和神秘的色彩如《落叶小唱》、《沪杭车中》、《常州ะ天宁寺闻礼忏声》，但也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格调明朗，表现形式活泼的诗。《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是对当时“容不得恋爱”的社会的反抗，《太平景象》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她是睡着了》等诗语言清新、比喻贴切，具有轻柔明丽的风格。但在另外一些诗中，资产阶级人道主ว义的消极性也有所暴露：《“一条金色的光痕”》借被施舍者之口，对一个“体恤穷人”的阔太太作了肉麻的歌颂，《残诗》则为清王朝及其宫廷的衰败表示叹息。而《婴儿》一首，又表现了对理想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高氵朝的到เ来，徐志摩预ไ感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资本主义制ๆ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一方แ面在《莫斯ั科》、《血》、《罗曼罗兰》等不少散文中正面反对暴力革命，攻击“反对帝国主ว义”和口号，另一方แ面又开出了一张“莫遗忘自然”的“药方”，提倡“性灵”，写出《我所知道的康桥》和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注：该集里也有几首具有现实内容的诗，如《大帅》、《庐山石工歌》，但都作于一九二五年革命高氵朝到เ来以前等作品。在这第二本诗集中，早年诗中某些面对现实的开朗色调已经消褪，而神秘、蒙胧、感伤、颓废的倾向则大为ฦ发展。一九二八年以后写的《猛虎集》，则更发展到污蔑革命、辱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美化黑暗现实、歌颂空虚与死亡的地步。作为ฦ中ณ国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一个代言人，徐志摩由最初幻想实现英美式制ๆ度，而后在人民力量发展的情况下惧怕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最后至于颓唐消沉——这一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在艺术形式上，《再别ี康桥》等诗音节和谐，意境优美，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愈到后来，由á于政治思想日趋反动，技巧的讲究也就愈陷入形式主义แ，成为对浓艳、晦涩的刻意追求，艺术上的长处也逐渐消失。影响所及，甚至使“新月派”某些成员的诗成了难懂的谜语。
一度参加新月社活动而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朱湘1904—1933。他的诗作分别收入《夏天》、《草莽集》和《永言集》，而以《草莽集》为其代表。集中往往以不多几行的小诗形式，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于精心的构思中ณ显示了倩婉轻妙的特色。此外，还有一些恋情诗如《情歌》和爱国诗如《哭孙中山》和《永言集》中ณ的《国魂》、《关外来的风》。这些诗大都语言明畅，有节奏美，较多接受古典词曲的影响，同时又注意吸取了民歌和口语的成分。体式多样，格律也比较自然。以爱情悲剧ຕ故事《王娇鸾百年长恨》为本事而写成的《王娇》一诗，体现了“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纯真的爱情理想，长达九百行而韵律整饬，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แ的尝试。《石门集》中所收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诗，过事雕琢，伴随着内容的空虚，诗风乃ี流于枯涩。
此外，作为一种流派构成当时诗歌发展中逆流的，有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他们接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讲求感官的享受与刺激，重视刹那ว间的幻觉。不同于“新月派”重视音节美的主张，象征派否定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完全把诗看成为ฦ视觉艺术。其作品有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单独一个部分一个观念可以懂，合起来反而含意难明。他们虽也象“新月派”一样讲究比喻，却到了令人无法捉的摸地步。李金发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微雨》、《为ฦ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据说“能表现一切”，但实际上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ກ堆砌，连句法都不象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๙废没落的感情。《有感》《为ฦ幸福而歌》一诗中所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๐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过去与现在》《微雨》一诗中所谓“找寻生的来源，与死了凄寂的情绪”，便可作为代表。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稍后的“现代派”诗人，虽然创作倾向跟法国象征派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的内容已较明白好懂，而且也确实有几首好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