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ฦ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种努力。作为ฦ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ฦ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ç争，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เ这样的目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既然“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ç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ว末，在他逐渐意识到เ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盲目的个ฐ人奋斗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正象作品中ณ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ฐ圈儿，又绕回到原处”。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个人主ว义的末路鬼”注：《骆驼祥子》在解放后重印时，删去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在深切的惋惜之ใ中包含了批判。整部ຖ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ฐ人能有什么เ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ฐ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เ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尽管这种提法还比较模湖，也没有在作品中进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可以看出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贵的进展。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ว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ฦ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โ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๐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ณ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ใ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ศ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ณ还创造了一系列ต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ม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แ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ร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๑划ฐ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ຕ，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ว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แ面也突出地刻๑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ฐ打算虽然没有全部ຖ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ฦ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ว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ำ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ฐ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ณ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๐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ๆ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在展开理论逻辑的时候，形象在鲁迅的杂感里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不仅常常通过比喻的方法，援引例如：媚态的猫”等等动物的特点概ฐ括或一人群的精神面貌，便是描写直接论列的对象，也往往能够深入一点认为立国之基在于民。主张实行德政教化，以求淳风化俗，抨，绘声绘色，铸成“锢弊”的“类型”。譬如他写舞台上二丑扮演的清客之类的佞伪，在说明他依靠权门，凌蔑百姓，帮着主人吓唬和嘲笑被压迫者之ใ后，接着说：“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注：《准风月谈·二丑艺术》文章表现帮闲们一面受着豢养，一面预留退路的性格，鞭挞忮心，直逼肺腑。作品所描画的对象愈具有代表性，它的社ุ会意义也就愈普遍，这正如鲁迅说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注：《伪自由书·前记》触类旁勇，更足以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诫，不过形象的作用也不限于写出“类型”而已，它还往往突出矛盾，加强论点，深化了问题的论述。譬如鲁迅劝人不要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俨乎其然的文章，掌握其夸大、装腔、撒谎的实质，他以读文学作品时需要打折扣为喻，举ะ例说：“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象猪锣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ฦ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ะ上象一个ฐ大草囤。”注：《伪自由á书·文学上的折扣》“猪锣”和“大草囤”都是非常形象的，它以具体的画面说明要讲的道理，使人一见就懂，一想就通。形象在这里表现了雄辩的力量。其实不仅砭锢弊是如此，在描写正面事物的时候，鲁迅也从来不曾放松形象的烘染。他善于利ำ用故事的具体性，略加综合，以勾画他所推崇的人物。例如《且介亭杂文》中《忆韦素园君》一文写韦素园认真的性格：“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文章接着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因此记起，素า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ว时却记起了伊勃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เ？……”这里的惋叹，有爱惜，有赞扬，有批评。从蘸满着感情的笔触里，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素园。鲁迅的心是沉重的，读者也感到同样的沉重。这正是“画眼睛”的办法，其稍殊于小说者，不过夹叙夹议，始终保持着杂感或散文的特点而已。此外如将急于流布亡友的遣文比作“捏着一团火”注：《且介亭杂文·白莽作〈孩儿塔〉序》，以说明迫不及待的心境；将自己的杂感集说成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有的无非几个ฐ小钉，几个瓦碟”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以“深夜”比拟黯重的时代气氛，以摆“地摊”绘状自己้在艰苦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宣传革命真理的平凡而伟大的感情。前者有些许夸张，后者带一点廉虚，然而又莫不简括精到，一律以形象出之，表现了一种富有情趣的动人的风格。
鲁迅曾经解释自己้杂感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杂感的形式多种多样，总的说来，这种文体大都结合着评论和文艺两种因素，在表达某一思想内容的时候学任教。194๒5—1้94๒8๖年当过法国驻梵蒂冈大使。断言为ฦ基督，既要有绵密的逻辑又要有生动的形象。“不留面子”和“常取类型”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从杂感的直抒己้见而言，和论文较为ฦ接近，需要有论文的条理和层次。但杂感展开逻辑的方แ式又不完全和普通的论文相同，因为它是艺术品。鲁迅说过：“通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注：《两地书》三二“曲折”在这里并不意味隐晦，而是表现的一种特殊方แ式。鲁迅不常在杂感里作出直接的结论式的答案，他往往采用对比、暗示、取譬、借喻等等手段，通过客观的叙述揭发内在的矛盾，使人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得到เ启发。例如为了批评出版界的贫乏็和草率，他说：“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เabc’里，却也决不能ม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这里指出了量和质的关系，量多不一定等于质好，然而量中求质，以一道浊流和一杯清水相比，量多却又包含着达到质好的条件。和一般的推理不同，这些论证都是具体的，以内在的逻辑取胜，读来委婉而又明白。杂感的作用和别的艺术形式一样，重要的是运用生活现象来说明问题，正如演绎数学的时候需要列出正确的方程式，使读者能够根据方程式去寻求答案，水到เ而后渠成。这样才能ม耐人咀嚼，令人信服。鲁迅有时还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通过对某一常见现象的综合和描摹，合乎ๆ逻辑地引起人们对更大的问题的联想。《伪自由书》中的《现代史》和《准风月谈》中的《看变戏法》，写的是走江湖的耍把戏，敛钱财，然而意在言外，从作者的暗示中ณ，人们却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民党政权虏掠剥削、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态。沟通这种联想的是由事物本身的逻辑而引起的相互之间的精神联系。类似的例子在鲁迅的杂感里比比皆是。譬如《准风月谈》里的《爬和撞》，就以生理动作比拟精神现象，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ว义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竭力宣传的生活哲学。一种是让人安分守己地“爬”：“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背着苦恼的命运，“拚命的爬，爬，爬”，“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并且借此培养他们的错觉，使他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有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另一种是专门对付“爬”得不耐烦的人的办法：“撞”。发行“航空奖券”，制造投机机会。“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เ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爬”和“撞”是统治阶级一手制定的控制人民、防止反抗的办法。鲁迅以具象的动作画出了抽象的哲理，通过内在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写得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这不是论文的推理，因为它借助于生活的形象；也不是小说的描写，因为它仍然以议论为主。这是杂感展开理论逻辑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两个ฐ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ฐ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ำ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度在法国、英国和南美等国流行。现在巴๒西还有人道教堂。，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ฦ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ฦ祸社ุ会，良非浅鲜。”注：《文学与民族精神之ใ关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鲁迅关于两ä个口号的正确解释，得到许多作家包括提倡“国防文学”作家的拥护。茅盾认为，鲁迅关于两个ฐ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种解释，廓清了人们由于“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注：《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学界》第1卷第2号核心的世界创成说。万物出于“太极”，“太极”初为“无，193๑6年7月10日。茅盾主张：“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น作的口号！二、‘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๑号，1้936年8๖月10日
同年五月，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在国民党头子陈立夫指使之下，重弹“文言复兴”老调，主ว张中ณ小学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引起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个问题，就理论而言，早ຉ在“五四”时期已经解决，这种论调不过是历史沉滓的泛起，经不起一驳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论战转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ม已经提出，瞿秋白是最热心提倡的一个。这时，在作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间展开热烈讨论。讨论涉แ及到เ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范围很广；就文学方面而言，则是“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注：《文言——白话——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á谈》，1934๒年6月18日，可见大众语讨论正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ฐ继续。大家认为大众语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注：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申ã报》副刊《自由谈》，1้9๗34年6月1้9日，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ใ路》，《申报》副刊《自由谈》，193๑4๒年7月4日。鲁迅认为它应该采用方言，但需要不断ษ改进提高；应该力求浅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国语文的字汇和语法，使之ใ丰富和精密。他指出大众语的雏形，已经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开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๑4年8月。这些意见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进了一步。鲁迅纠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里的一些错误意见，批评了借口白话文不够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在《“彻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左”到变成荒唐的意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才为特权者所收揽，成为少数人才能ม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已๐在劳动实践中ณ创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只是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容易消灭，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鲁迅认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ม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注：《申报》副刊《自由á谈》，19๗34年8月24๒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将文字拉丁化、大众语、文艺大众化三者统一起来，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当时进步文化界还发起过手头字运动，目的也是简化文字，使之能为ฦ更多的人所掌握。
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า展开文学的新旧ງ形式的讨论。有人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ๆ‘投降’”，是“机会主ว义แ的办法”注：耳耶聂绀弩：《新า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中ณ华日报》副刊《动向》，19๗34年4月2๐4日。鲁迅在《论“旧ງ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ฐ问题。对于旧形式，他既反对一味拒绝，也不同意“‘整个ฐ；捧来”。他认为旧形式只能ม“采取”其中ณ适用于新作品，能ม够“溶化于新作品”的部分；新形式也只有在批判ศ继承旧ງ形式，从中ณ吸取“滋养”，以发达自己“新的生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说：“旧ງ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ฤ除，既ຂ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注：《中ณ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5๓月4日。如何对待旧形式，涉แ及到เ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า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少作家受到形式主义观点的影响，对旧形式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大众化讨论中，有些作家即使同意利ำ用旧ງ形式，也往往把新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并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暂时迁就群众艺术趣味的权宜之计。鲁迅的这一态度，就积极得多，并且精辟地揭示ิ了新旧形式之间推陈出新的辩证关系，对于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族主ว义文艺运动”原是国民党反动派意识到“‘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ใ。’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注：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英文《现代中国》月刊第1卷第5期，原文后收《且介亭杂文》以后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著，共三十八，为配合其政治上各种法西斯ั的迫害手段，而指令文艺走卒玩弄的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把戏。在帝国主ว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包含着民族主ว义แ的要求，这是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共同利ำ益的。然而这个由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ฐ的“民族主ว义แ文艺运动”，虽然也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借用了一些词句，却并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更和民族主义แ或人民大众的利益全不相干。他们不仅仇恨并力图扑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且毫不掩饰自己把工农大众视为“异族”，却把民族敌人日本帝ຓ国主义แ当作镇压革命人民的“同类”和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前驱”的立场。他们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偏要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招摇过市。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在革命作家严正有力的驳斥ม和揭露面前，他们连招架还手的能ม力也没有。鲁迅说过：这些人“原是上海滩上久ื已๐沉沉浮ด浮的流尸，……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注：《“民族主义แ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只能令人掩鼻和唾弃。所以他们此后虽然依仗着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断断续续在各地出些书刊â，却更没有人理睬。其成员，有的继续领取津贴，弃“文”就“武”；有的从此走散，销声匿迹：终于穷途末路，名存实亡。在这场斗争中ณ，革命作家很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ว义武器的战斗ç威力。至于有些文章更多地着眼于揭露对方แ希冀日本借中国的东北作为跳板去进攻苏联的罪恶企图，而没有着重说明日本帝ຓ国主义侵略๓中国的野心，戳穿他们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亡国奴的汉奸面目，则ท反映出“左”倾路线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局势和斗争任务的错误估计，以及这种估计所产生的消极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的丁西林18๖93—1974和上述作家不同，以描写中上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生活趣味见长。他所处理的题材比较狭窄，作品中几乎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他常常以委婉的笔法嘲笑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中的落后和虚伪。《一只马蜂》写的是一位吉老太太表面上宣称子女婚姻自主，而实际上却包办着子女的婚姻ี。作者让吉先生和余小姐用机智的“说谎”瞒过了她，取得自由恋爱的胜利。剧ຕ中ณ一连串ธ的反话和谎话造成了饶有风趣的喜剧ຕ效果，吉老太太固然是一个被嘲笑的保守派，而吉先生和余小姐的心口不一，也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一味弄虚作假的性格。作品的语言幽默俏皮，结构也很巧妙。丁西林这一时期的其他独幕剧，题材的现实性大多淡薄，着眼于机智的卖弄。这种情况在一九二五年写的《压迫》里有所改变。《压迫》接触到了一个ฐ虽然很小却又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房东老太太不愿将房子租给单身汉，女儿却把它租给了一个ฐ单身汉工程师。老太太要退房，客人要租房，“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展开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女客的上场增加了喜剧性。由á于男客、女客性格方面的差异酿成了误会，最后又一致联合起来对付房东老太太，获得了胜利的收场。剧ຕ本表现了作者对因为ฦ没有家眷而受到房东精神上“压迫”的人的同情，也是对当时充满着歧视的社会心理的一种不满和鞭挞。
在早ຉ期话剧创น作上作出了成绩的还有洪深1894๒—1955๓。他在一九一六年就写了同情劳苦群众的《贫民惨剧》，这一时期又写了被作者自称为ฦ“不是趋时的作品”《赵阎王》一九二二年。剧中ณ的赵大赵阎王原是农民，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逼得他家破人亡，在军阀部ຖ队里当了兵。他几乎ๆ无恶不作，但就在他进行各种罪恶活动以及偷盗被营长克扣的全营弟兄饷银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比起他的上司营长来倒还算稍逊一筹。他对营长十分服从，挨打挨骂也一味顺受。和他一起当兵的老李却比他看得清楚。老李从多年的经验认识到：“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ว是行不去！”当赵大被打死以后，他便按照自己的哲学携款潜逃。在当时的军阀队伍中ณ象赵大、老李以及营长这些人并不少见，洪深把这些同样为ฦ非作歹，而又各具特点的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借以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但剧本还有明显的局限，这正如作者后来所说：“我只想说这样的罪恶者是这样的社会造成的，而我没有能够接着说出应该有的结论，即是，倘不改变这样的社会，将无法消除象赵阎王所做的那些罪恶。”注：《洪深选集·自序》在艺术表现上，前半部比较成功，对话简洁有力，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后半部进入追叙赵大所犯罪行告密、活埋人等，由于袭用欧尼尔《琼斯王》的艺术手法，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浓重的神秘色彩渲染，都为观众和读者所不习惯。
西来两宿禅源寺，为恋林间水一湾。
二月春寒雪满山，高峰遥望皖东关。
《女神》具有鲜ຒ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ธ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๙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ฐ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๖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á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เ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ณ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ท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า鲜的情调”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เ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ฑ，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๙汹涌着”的大海ร、“新生的太阳”和“天海ร中的云岛”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า柳，柳下一座长亭”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ณ《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ๆ异。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ว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ณ起义แ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写到的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ຓ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作品着力描写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他们较早就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写得颇为感人。作品还写出了工ื人李金贵、邢ฦ翠英等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歌颂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描写这样重大的题材，描写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形象，这在当时文学创作中ณ是难得的尝试。作者写作时为“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立意要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ฐ证据”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这里也表现了一个ฐ革命作家可贵的责任感。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个别人物身上表现了个ฐ人英雄主义色彩，肯定暗杀复仇的行动；由于作者写作时间过于匆促，而又企图较全面地反映起义斗ç争，来不及熔铸和精细琢磨，因此缺少比较完整丰ถ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这时的一些小说具有共同的缺点：常常以热情的叙述代替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而具体的描画，结构不够谨严，语言也缺少锤炼。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作者辗转沪汉，较多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蜕化或没落的方แ面，对于工农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心情悲愤而又低沉，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影响。《野祭》中的青年有的在革命的浪ฐ潮中ณ退却，有的在继续斗争中ณ牺牲；《菊芬》中的人物的斗争失败后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最后的微笑》也只能以自杀来结束斗争。这些作品，虽然仍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但气氛比较沉重；早先作品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中还不算显著的所谓“革命与恋爱”的表现，此时也有了发展。作者思想上的消เ极倾向在《丽莎的哀怨》中ณ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ฐ作品描写一个白俄贵族妇女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过多地渲染了丽莎昔日的荣华富贵和眼前生活的沦落，它所采取的自叙形式，使人物的哀怨显得深切，作者对此又缺少必要的批判。因此，作品给予读者的并不是对于俄国贵族的厌弃和憎恨，反而是对于他们的怜惜。小说受到เ革命文艺界ศ的批评。
作者这时对于革命发展虽怀有疑虑，但又始终关注着它，并不曾放弃自己的革命要求。即使如《野祭》、《菊芬》等作品，故事背景也仍是当时动荡的革命现实；同时期写的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感情虽嫌忧伤孤寂，但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作者这样剖露自己้：“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在序文里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虽受创伤而决不屈服的心情：“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感情保证了作者此后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新的发展。
这段时期内，作者实现了在一九二四年组成“春雷社ุ”时就提出的以办刊物来“振作中ณ国的文学界”的愿望注：见通信集《纪念碑》19๗24年11月3日信，亚东图书馆192๐7年11月出版，与钱杏村、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注：《停刊宣言》，《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๖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า流月报》、《拓荒者》等，明确地“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注：《编后》，《新流月报》第1期，192๐9年3๑月。蒋光赤的这些活动，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九年夏，作者去日本，写出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企图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女学生王曼英在大革命时期受革命潮流的潮荡，离家参加革命队伍，不久，反动政变开始，她陷入绝望与痛苦中ณ，选择了一条企图“破毁这世界”、实际却只能使自己้堕落和毁灭的道路。最后，她在革命者李尚志帮助下抛弃这种生活，参加了工人运动。作品在表现这个人物方面较多幻想色彩，缺少生活基础，也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一类青年转变道路的问题。李尚志、李士毅等坚定乐观，始终与群众接近，这类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作者有意识地寻找并表现革命力量。作品中羼杂着某些狂热的描写，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于革命的积极态度。
作者在日本时所写的日记《异邦与故国》及诗歌《我应当归去》，表现出他的思想正在进展中。他对革命前途作了新า的探索，消除了曾经有过的疑虑；他遥念祖国及苦斗中的群众和朋友，渴望参加他们的行列，要“在群众痛苦和反抗的声中ณ”找到“伟大的东西”。与此同时，作者阅读了较多马克思主义แ文艺理论书籍和优秀的文艺著作，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品，并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接近，艺术创น作见解如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的作用等有所进展，这些都为更好地创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赤开始趋于成熟的一部ຖ作品，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ç争，反映了党领ๆ导下早ຉ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作品开头描写大革命风暴行将到来时农村的气氛：经过漫长的沉闷的日子，阶级仇恨逐渐在苦难的土地上升腾，“减租”、“革命”等口号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他们渴望着、等待着那ว已๐经预感到而还不很理解的生活变革。革命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来到了家乡，散播了反抗的火种，受苦人的心里开始明白，土地咆哮了。他们组织了农会，动摇了地主豪绅的权威，建立起新的生活准则ท。在这巨大的动荡中ณ，农民的思想起了变化，善于思考的王贵才、较多束缚于旧传统的王荣发老汉、愁苦沉默的吴长兴等人，都在实际斗ç争中开始觉醒。不久ื，“马日事变”的消เ息从省城传来，逃出乡村的地主跟随反动武装ณ回乡，企图解散农会，使旧的枷锁重又架在农民的脖子上。但觉醒的农民在张进德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反抗，最后冲出包围，奔向百里以外聚集着工农队伍的“金刚山”。工ื人和知识分子原是作者描写较多的对象，但对张进德和李杰的塑绘，超过了他过去创น作中的同类形象。过去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工人，很多都是在不愿离开斗争又不知何斗争的处境中以盲动和牺牲为结局，知识分子往往是开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但当革命受挫折时即颓丧幻灭，而最后又突然转变，在工人群众运动中ณ出现。这样的描写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的浪漫蒂克”正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理解不深，并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张进德和李杰则切实地投入了激烈的农村斗ç争生活中。张进德耿直勇敢，同时冷静机智，他从工人运动的岗位转到农村，讲究革命策略๓，善于联系群众、启发群众，显示ิ了比较优异的领ๆ导才能。李杰曾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卷入革命洪流中ณ，不久ื，他看到เ了“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但他并不灰心，回到家乡来继续做实际工作。作品虽然较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农民觉醒过程中的作用，但也接触到剥消เ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群众斗ç争的自我改造问题。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斗争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矛盾，写得相当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作者过去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已大为减少。这种改变，反映作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咆哮了的土地》的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在进步创น作界普遍关心农村斗ç争生活的当时，具有开创的意义。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๐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故事发展、人物出现较有层次，能从人物行动的描绘中体现出思想感情，生活实感较强，因而能相当有力地表现出当时农民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趋势。《咆哮了的土地》最初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前十三章，因为反动派的迫害和禁止，在作者生前未能ม出版单行本，直到เ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风》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位积极倡导者郭沫若，这时也写了一些富有革命内容和战斗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诗集《恢复》外，童话体小说《一只手》也有过较大影响。和作家过去好些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飘零沦落的小说不同，这里正面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政治和艺术还不能和谐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品却显示出作家思想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二八年前后出现的革命作家中，较多的是太阳社、创น造社成员或在太阳社、创造社ุ所编刊物上发表创น作的青年。他们的创น作都与蒋光赤的作品有着近似的特点。他们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宣传阶级斗争，表现出革命的热情，但作品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缺少生活实感，主ว观臆想色彩较浓，高昂的革命呼唤未能ม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较为ฦ明显。阳翰笙华汉有中篇小说《女囚》、短篇集《十姑的悲愁》等，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地泉》，包括《深入》即单行本《暗夜》、《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工ื人运动的“复兴”。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却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革命作家曾借该书再版的机会，撰写序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钱杏村1้900—19๗77๕除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外，有《义冢》、《革命的故事》、《玛露莎》、《饿人与饥鹰》等短篇集、诗集。最早的作品以反映知识分子穷苦潦倒的生活为主，一九二七年后多揭露、调刺革命浪潮中的投机分子，以后又描写了革命者的故事。戴平万有《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等短篇集，写社ุ会各个角落惨苦现象、革命者的流浪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受压迫和觉醒。较后的《陆阿六》等正面表现革命者，生活实感不足，钱杏村后来认为ฦ其中人物似“‘譬玉无瑕’的天生的英雄”注：《〈地泉〉序》。楼建南适夷有《挣扎》、《病与梦》等短篇集，描写面较广，作者自称“表现的对象”“跟着时代的转换”而“转换了新า的方向”注：《〈病与梦〉后记》。稍后的作品接近现实斗争《盐场》描写一场“风波”给盐民带来的苦难，内容扎实，颇็有生活气息，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冯宪章？—1931有《梦后》等诗集及若干短篇，大多描写并鼓动劳苦工农斗争。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李守章的短篇集《跋涉的人们》和刘一梦的短篇集《失业以后》，大都描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被鲁迅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蒋光赤和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和组织活动，都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他们旗帜鲜明地为ฦ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政治立场明确，革命色彩强烈。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篇幅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描绘革命者的抗争。这些，都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限制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ณ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比如对于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改造，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艺术描绘等方面都重视不够。有些作品，在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活动的描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处理上，还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成败和得失，共同地显示出革命文学在前进过程中ณ留下的足迹，给随后的革命作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