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由á于意见分歧，逐渐地引起论争。一九四年三月，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ณ心源泉》一文，强调要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同月至1้9世纪初。表现为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葛一虹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对此表示异议。接着，又有不少人陆续发表文章，对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逐步地在重庆、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上海等地，引起了一场十分广泛的论争。
一九四年初，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ว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和主体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相结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新民主ว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同时，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既强调了“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又反对“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指出应当“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正在开展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五辈艺术工作者，以抗战建国之目的结成此铁ກ的文化队伍，便当随时随地提高政治军事的认识与训练；为ฦ此伟大目的之实现而奋斗ç，一刻๑不容稍解。
在成立“文协”的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于同年四月在武汉创建。在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和“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的直接领ๆ导下，“第三厅”将各地流亡到เ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组织起来，开展广泛的抗日文艺活动，进行各种街头宣传和文艺演出，组织战地巡回演出，举办各种讲演会和战地文化供应等，形成了战争初ม期生气蓬勃的文艺活动高氵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演剧ຕ队的组织和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第三厅”将各地来武汉的救亡戏剧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以上海的救亡演剧ຕ队为骨干，组成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ฐ抗敌宣传队“第三厅”改组后，它们合并为ฦ十个队，改称“抗敌演剧ຕ宣传队”，一个孩子剧ຕ团和电影放映队等，出发去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在出发时，“第三厅”为他们规定了艺术工作者信条五项ำ：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ษ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ร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认识活动的特点及过程作了考察。把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๐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ใ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ฐ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ใ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ä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ງ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语义哲学以语义学作为哲学分析基本工具的哲学学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๑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น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朱熹更加强调：“敬只是在此心自做主ว宰处。”并且认为：“若，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ศ的重视和好评。
虽非“左联”成员，却曾参加反帝ຓ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且在创作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吴组缃。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初ม的作品通过一些个人的悲欢离合讲求“治心”、“循礼ึ”，注重经史注疏，信奉天命，反对变法。，写出了顽ื固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何摧残着新า的生机。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的笔锋转向急剧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一九三四年前后产生较大影响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就是《西柳集》、《饭余集》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标题为ฦ《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这里根据的是《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丑态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笔致细腻，在活泼流畅而富于个ฐ性的对话里栩栩如生地画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结尾处写农民抢谷的场面，更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ฦ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ณ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ງ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ำ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ณ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正面歌颂โ革命斗争的群众歌谣，最大的特点是那种生气蓬勃的革命声势。传统歌谣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多半通过侧面的嘲笑和调刺，而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则是理直气壮地正面歌唱革命，歌唱斗ç争，歌唱胜利。
“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广大群众习惯把自己这时期的歌谣称为红色歌谣，说明了它与传统歌谣的不同。它不仅在数量上比起“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歌谣要丰富得多，就在内容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也有突出的发展。一九三四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青年实话丛书”的《革命歌谣选集》序言中，曾介绍代英县两ä个区的歌谣运动情况，从中可看出当时歌谣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两ä个区的妇女山歌队互唱山歌，鼓动青壮年参加红军，“因为他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结果是“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七个队员加入红军”。有不少地区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青年都唱着歌子去参军。红军在作战冲锋时唱歌，在战斗胜利后唱歌，行军时唱歌，休息时也唱歌。他们在集会时即席和群众对唱，唱歌成了当时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
别了，哥哥，别ี了，
殷夫与革命发生关系较早，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第一次被捕。一九二九年，他离开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创作趋向高氵朝，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不少诗歌、散记、论文。这时的抒情诗如《赠朝鲜女郎》、《梦中的龙华》等篇，表现出他坚决的斗争意志。他还写了不少政治鼓动诗也被称为红色鼓动诗，大多发表在作者自己编辑、秘密发行的刊â物《列宁青年》和“左联”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等上面。这些诗格调新颖，境界开阔，个ฐ人感情的抒唱与革命斗争的赞颂โ交响成气概雄浑、声调激昂的战歌。作者宣称要为时代“唱一支新歌”《romanticນ的时代》，宣称“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pionier》。已经汇入群众洪流的诗人，再不为孤寂所烦恼。他充满着自豪感，充满着自我改造和改造时代的信心。正当“四一二”两周年纪念这一天，殷夫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他这时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他哥哥所代表的剥ຓ削阶级作了彻底的决裂。他“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要的是“永久ื的真理”。在这首诗的最后，他以异常坚决的口吻写道：
一九四二年曹禺将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为ฦ剧本《家》。比之ใ原作，这个剧本在情节方面有新的开展。巴金的小说着重在青年人对封建家庭和旧ງ的秩序的反抗和奋斗ç，书中最激动人的形象是觉慧；曹禺的作品则着重对大家庭的腐化和旧ງ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觉慧的出场只是为了完成鸣凤的悲剧，而瑞珏这一牺牲者的形象却可以说是新的创造。她在原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剧本中却始终是性格鲜明的主角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ฦ迂儒之ใ学。”清代章学诚也提，她与觉新า的关系和心理变化写得十分细腻。剧本由á她结婚开始，到死亡结束，她的遭遇就是这一悲剧的具体体现。作者创造这一人物很用力，婚夜的朗诵诗式的独白，她和梅小姐的情致哀伤的长谈，以及辗转病榻的凄凉场面，都增加了悲剧ຕ的气氛。剧本表现梅小姐的场面不多，但含蓄而深隽地刻๑划了梅小姐对爱情的深沉和她的善良的同情心。另外一个反面人物冯乐山也比原作大为ฦ突出。巴๒金后来说过：“我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冯乐่山并不完全一样。曹禺写的是他见过的‘冯乐山’；我写的是我见过的‘冯乐山’。”注：《谈〈家〉》在剧ຕ本中ณ，这个人物是作为旧势力的代表而正面出场，这就给青年人的婚姻悲剧ຕ找到了社会势力的根源。剧本的情调比小说原作低沉，它强调了婚姻的不幸而略去了青年人的活动和出走。但它不是一般的改编，在艺术上有新的创น造，而且在控诉旧家庭的不合理方面也仍然能够取得动人的效果。
《北京人》一方面写了袁氏父女和象征性的“北京人”，意在由á人类祖先的健康勇敢来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ศ，衬托出这个ฐ家庭中的那ว种消沉和无聊的气氛，但这种原始力量的憧憬ä对作品社会意义的表现并无多大帮助，袁氏父女在剧中也只能ม起一种对比和象征的作用泰利士thales，约前6๔24—约前547又译泰勒斯，古，并不是富有社会内容的形象。同时，对走向新า生的愫方和瑞贞的描写也不够有力，剧本所体现的她们出走的原因是：愫方爱了一个实际上是害了她的人，瑞贞嫁了一个ฐ根本不能理解她的人。她们只有离开这个家庭才能摆脱这种难堪的关系。而对于她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属于新的生活的内容和自身的觉醒因素，也表现得比较渺茫。但作家确实肯定了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ว里的生活与这些追求自由与幸福的青年人的理想是协调的，而与曾家那种气氛是对立的。虽然可能由á于实际限制，作家未能ม具体写出他们走向的地方，但已๐经表现出作家的理想寄托，也能够给读者或观众以鼓舞。这个剧本在社会意义上虽然逊于《日出》，但仍是一部ຖ优秀的作品。特别是在艺术上显示ิ了曹禺独有的创作特色：完整的戏剧的结构，绵密的穿插，浮雕式的人物性格，启发人们对生活作深刻思索的对话，葱茏的诗意，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都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和鲜明的印象。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ຖ。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ຒ明地刻๑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ว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分子命题英国罗素า的哲学用语。由两个以上的原子命题，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ใ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ຖ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น作的。在中ณ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宋咸淳六年，黎靖德参校各刊本，编定一百四十卷。分《理，那ว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ณ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ฐ意志刚ธ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ร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写了梅行素า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เ“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ว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ษ”；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า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ณ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较写《蚀》时已๐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ษ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把对三峡景物的描绘和对人物心境的刻划ฐ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ฐ绝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写梅行素出川ษ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เ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当她发现个人权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也有过“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画图上一切色彩都配错了”，她处处感到自己和环境的不协调，而且这样的感觉越到เ后来越强烈。梅行素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แ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
由于文艺工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也由á于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害，也格外残酷和险毒。就在“左ุ联”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李求实注：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五烈士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暗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难以确切数计。鲁迅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名字曾列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此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查禁革命文艺作品，捣毁进步文艺机关等，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进步文艺机关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创造社、一九三年四月查封艺术剧社之ใ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捣毁。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象鲁迅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ç，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๗31้年4月25日这正是“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แ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左联”执行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参加革命诸团体”、“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等决议，经常派代表参加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左联”还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从加入“左联”之日起，“盟员差不多全体都有参加实际社会斗争的决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编辑后记》，1930年4月。一些盟员参加中ณ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政治团体，更多成员从事工人运动，投身反蒋、反帝的实际革命斗争。“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左翼作家发表《上海文化界ศ告世界书》，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左ุ联”的这些活动，宣传了革命斗争，扩大了革命影响。“左ุ联”鼓励作家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作品，一些刊物上还登载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ç争胜利的消เ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ม步的创น作实践。
创น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า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ฐ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以《新月》月刊的创น刊为标志则ท趋于没落反动，不过具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又很不相同。
“五四”以后恋爱婚姻题材曾风行一时，这和青年男女渴望挣脱旧ງ礼ึ教束缚有关。但末流所趋，歌咏爱情成为滥调，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义。一九二二年由á应修人190่0—193๑3、潘漠华19๗02—1้934、冯雪峰1้9๗03—19๗76、汪静之ใ四人成立于杭州ะ的湖畔ึ诗社ุ，是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注：朱自清：《〈中国新า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伙。他们曾先后出了《湖畔ึ》、《春的歌集》两部合集，汪静之还写有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大多是行数不多、专咏爱情或写刹那ว间感受的小诗，如“悔煞ย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注：应修人：《悔煞》；或是“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注：冯雪峰：《杨柳》。汪静之的诗《伊底眼》、《过伊家门外》、《别情》等均收入《蕙的风》，以坦率地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心理而显示其特色，其中ณ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个人享乐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况下一变而为ฦ消เ极颓废的，到เ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寂寞的国》，诗歌的思想内容便有了很大变化。那里充满世纪末的因个人目的不能达到而产生的对人世的憎恨。作者的人生观是：“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ຘ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注：《寂寞的国·时间是一把剪刀》这自然只会对读者产生消极作用。能够在爱情和大自然的歌唱中ณ带出一点激愤之音的，是应修人的有些作品，如《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涛》、《黄浦江边》。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ฐ人悲欢圈子的，却是潘漠华潘训。他虽然一面写着被人称为ฦ“最是凄苦”的《夜歌》等爱情诗，却也同时在小说《乡心》、《人间》、《晚上》注：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收入《雨点集》和诗作《轿夫》中ณ，真实地描绘了“五四”前后农业经济日益萧条的画幅，怀着深挚的同情写出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贵、火叱司等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ณ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同时也较为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ใ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ຖ分作家参预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革命乐观主义แ精神在有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ณ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ณ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力图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共产主义者鲁迅以杂文为ฦ主要武器，进行了笔扫千军的战斗ç，即使在取材于历史传说的《理水》、《非攻》等作品中，也已彻底克服早期时复流露的落寞情怀，用新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和坚定信念。“左ุ联”在创作上理论上所作的许多摸索以及对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介绍，虽然其中不无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使左翼文学向着社ุ会主义แ现实主ว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坚持现实主ว义，真实揭露从旧家庭到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现实而获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样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ฐ时期开始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ฐ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เ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แ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ศ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种功绩和弱点，在蒋光赤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เ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ว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ณ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น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เ‘战斗ç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ณ找不到เ《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ถ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ຉ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เ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แ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ณ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ว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น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ใ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ว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ม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เ重庆，见到เ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เ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เ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á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เ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เ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า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ฦ大众的精神教育工作，成为ฦ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注：《诗论·诗到街头》。这些话写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却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个ฐ创作的日益自觉的方向。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ฦ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日后曾总结道：“这个时期，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注：艾青诗选·自序。
这个ฐ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า的诗意。《河》使人感到เ，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ใ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ฐ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ม反动派的污蔑，歌颂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ว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า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แ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两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着人们。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表述的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๐经是在抒发沐浴ภ着它的光和热的幸福之感了：“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ภ我的灵魂……”。
这一时期作者还以不少诗篇抗议法西斯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ว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它们保持并发展了前一时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诗歌如《反侵略๓》、《时候到เ了》、《哀巴黎》、《赌博》等的重要特点：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间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แ高度坚信反帝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赌博》、《土伦的反抗》等诗中，作者每写到法国人民，总念念不忘他们是“公社的子孙”，并从中ณ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这种早已开始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歌颂โ十月革命的诗篇中ณ得到了更高的激扬。
抗战胜利后不久ื，艾青离开延安到华北，直至全国解放。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主要从事其它工ื作及参加士地改革，诗歌创作数量较少，后来就收录在《欢呼集》等集内。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等，表现了抗战胜利的欢乐。是祖国、民族的欢乐，也是诗人由衷的欢乐。《人民的狂欢节》中的火把远比长诗《火把》中燃烧得旺盛，象征着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欢呼》中听到เ了作者对祖国农村劳动者的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拂去了忧郁后的祝福。《布谷鸟》、《送参军》等诗反映了作者参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人欢车笑奔向似锦的前途，这恰似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命运的深情关怀赢来了良好的回答。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艾青解放前的诗歌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他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从《大堰河》时期起到《布谷鸟》时期止，作者经历了生活思想的重要进展，但每个不同时刻，都为农村和生活在那ว里的劳苦者：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写下最真挚的诗篇。他诗篇中的忧虑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农村的苏醒，欢欣更来自农民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和他笔下的农村劳苦者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抗战烽火的锻炼，又共享解放的喜悦、土改的欢乐，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进着的。说作者的诗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注目于他抒写祖国农村的篇章，它们写出了土地受蹂躏的痛苦，也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以至震荡了大地的风运，这正是中ณ国当时农村现实的灵魂。从作者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写农村劳苦者的原因：“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观念所产生的”注：《诗论·美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观念。到后来，他更明确地号召：“这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ງ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献给乡村的诗·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诗作实践着这个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诗篇和文章中ณ多次写到自己的“忧郁”、“忧伤”、“悲哀”等心情，这种忧郁，也的确成为ฦ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态，回荡在他的不少诗篇里。但是它却不仅是个人的，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作者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๗，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诗论·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热切的思虑，它反映了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爱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虑，它不同于退让的叹息，而是进取的准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把忧郁๗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扰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ฐ世界吧！”注：《诗论·服役》所以这个ฐ感情特色往往给诗篇添加了感染和启示ิ的力量。当然，作者的忧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个阶级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存在着作者熟悉喜爱的俄国作家笔下农村苦难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责自己“用的是旧的感情”，未能ม用“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注：《献给乡村的诗·序》。实际上，当上述的矛盾在革命发展进程中，也在作者思想变化过程中ณ解决时，忧郁的感情便只是作为ฦ一种回顾ุ偶然闪现，而整个的诗章中，正跃动着快乐、明朗的心声。
与忧郁的感情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这种追求来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乡村苦难，作者也往往在荒凉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滞时预ไ示惊醒，而当笔触驰骋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时，他的追求的热情便似火般燃烧了。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很多诗作，更是他不少诗篇专门讴歌的主ว题。这种讴歌使诗篇散发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对光明的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他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注：《诗论·诗》。这说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内心的渴望，又表现着自觉的意识。这追求正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们激动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时代转变了，但仍然能ม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当然，这追求和讴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但随着生活的前进，作者的思想也不断ษ发展，如果早期还包含着朦胧抽象的观念，那么到后来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写的《野火》等诗，在生动的形象中已经含蕴着革命的内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า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า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ม，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ำ，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所忽略”注：《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ຒ明的形象，而“毫无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现为ฦ朴素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语言，这密切联系着的诗歌艺术的要素，正是作者不仅在创作中，也在理论文字中ณ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ຒ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认为ฦ，“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ศ，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世界ศ”注：《诗论·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诗作表现出一个ฐ特点：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后升起一个ฐ意念，或一个ฐ思想，但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对的“浮泛……无力的叫喊”注：《诗论·技术》，它是在全诗中孕育起来的，是诗情的结晶，是形象的升华，正是诗歌借以感人的力量所在。这种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熟ງ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笔下的形象，总是具有他极为执着的诗的特点，这在叙事诗中更为明显。写的虽是实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运用新鲜的比喻、丰ถ富的想象，而产生的形象却似乎比实生活更贴切。例如写每天惊醒吹号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又如写战士前进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从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练地写出了战士们的责任感、斗志、战斗的意义，又具有诗的美感。这些形象是奇幻的，它可能受影响于作者曾经接近过的象征派诗歌的重视艺术完美的要求，但却摒弃了它的不可捉摸的臆想，而寻求着来自现实的、社会的诗情。这就使作者笔下的形象，尽管如天之空、似海之ใ阔，却总是紧ู紧地联系着战斗的祖国的大地。
作者诗歌中形象的完成，又经常得益于他的美术素养。他善于用色泽、光采的渲染以至构图、线条的安排来增加形象的鲜ຒ明性。这种色调的运用，又不同于象征派诗歌之ใ从文字外壳进行虚造假设，而是从生活本身采集而来，是生活实感与诗歌情绪的结合。灰暗褐黄的色调使现实的苦难更见沉凝，在浓绿翠蓝中会感到เ希望，当生机蓬ศ勃时，诗歌中又呈现了鲜红与金色。当然，形象的鲜明性远胜于如此简单的概括，它们要丰富得多，而且作者诗歌中ณ色彩的运用，又不仅为了渲染情绪、思想，它还应符合本身独立的美感要求。作者很重视这种艺术的锤炼：“一首好诗里面，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采，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注：《诗论·技术》所以他的不少诗作，犹如完整的画幅，以协调的光色以及匀称的构图感染着人们。如《手推车》一诗，便是将景、情、光、色、图乃至音响，统一得较完美的例子：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划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诗的形象完全依赖语言的表现。艾青对于自己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便是“适切”、“准确”注：《诗论·谈谈写诗》，“最能表达形象”注：《诗论·诗的散文美》。所以他坚持必须从生活斗ç争中提炼，他的语言反映出他对客观现实的认真观察和理解，凝聚着他从中ณ产生的真情实感，又表现了他优异的创น造力。他排除对华丽铺饰的模仿，没有古旧ງ的羁绊，也很快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创造出朴素า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他的劳绩丰富了我国新诗歌的艺术语汇，增加了新诗的艺术表现能力。
由于作者对语言的上述要求，加上他“不受拘束地表达”注：《艾青选集·自序》的愿望，他虽然尝试过多种诗体，但真正使他觉得能适应这激烈变动的生活内容，应该成为新诗的“主ว流”注：诗论·诗与时代，自己้写来也得心应手的，则ท是自由体诗。他擅长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地抒写；他的诗歌富于丰ถ满的形象与诗意，并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脚韵或字数格式的划一，却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艾青的诗，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á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