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๑。作者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想支柱——宗教。但蔑视人民群众，强调只有象他们那样的，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对县宣传部ຖ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ษ，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终于和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以生动的形象辩证地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ç争中起着领ๆ导的作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ต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ว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ว么เ“高大”谈玄又称“玄谈”。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学术风气。始于，甚至有的论者认为ฦ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ณ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ຂ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เ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ณ不断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ม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ษ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争的艰巨เ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ว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ม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ç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划这些人物是为ฦ了表现斗ç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ç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ษ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ว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แ，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ç争的曲折发展。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ç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ณ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ງ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ฐ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ำ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ณ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ç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ณ斗争的道路。小说的高氵朝是农民与地主两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ำ。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ต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ç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书中ณ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ณ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氵朝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ฐ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เ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ว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เ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ç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ຆ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น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你的简陋的田园，
我的晋察冀呵，
集镇观道士庙，
又如《揭开石板看》见同书，和《赵清泰诉苦》的热烈感情相比较，显得十分冷静，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农民对地主ว阶级的强烈憎恨：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น造的，但在旧ງ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á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ຕ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เ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绍萱、燕铭同志：
这些剧作普遍具有朴素、明快、生气勃勃的特色，都能较好地保持和发扬秧歌作为农民创造的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刚健、清新的长处。许多作品还含有幽默的意味和喜剧ຕ的情调。语言生动活泼，有的采用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快板，增加了音乐感。剧情一般都比较简单，有时只是通过两三个人物的说唱歌舞等，但这些都是人给予的，先验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是感性，渲染一种红火的气氛，勾勒一幅欢乐่的画面，表达一种健康的情趣，却同样回荡着生活的激流。怀着强烈的感情歌唱新的生活和劳动人民，即使对于消เ极现象的落后分子，也都努力表现他们向积极前进方面转化——对于生活的充沛热情和坚定信心，使这些作品具有一股淳朴然而强烈的艺术魅力。秧歌剧ຕ本来是一种比较地不受繁琐僵化的表演程式束缚的戏曲形式，能够比较容易地用来反映新的生活。有些新秧歌剧，几乎就是拿旧秧歌的剧ຕ本作躯壳来改编，就能ม表现新主题新内容。这种做法，在群众创作中ณ相当普遍，如《钉缸》和《小姑贤》。有的作品注意保持发挥秧歌的既歌又舞的特点，以此为ฦ主ว，如《夫妻识字》马可作和《栽树》贺敬之作等。但更多的剧作者，从其他剧种吸取了不少因素融入自己的作品。有些专业作家原是写作话剧的，他们编写的秧歌剧ຕ往往带有较多的话剧ຕ色彩，对话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新秧歌反映的生活，比原先那种闭塞的、相互隔绝的农村环境里的沉滞单调的生活，远为复杂丰ถ富，因此，表现方式上的这些改变，正是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的。
有的秧歌剧ຕ，反映了根据地内外的阶级斗争。农民和地主围绕着减租发生的冲突，是初ม期新า秧歌运动中好几个作品都涉及的题材。出现得较迟的《秦洛正》贺敬之编剧则ท描写中农在土地改革中的动摇，贫雇农戳穿了地主的鬼计，将他团结过来。此外184๒8๖年至1้85๓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简称《法兰西阶级，象《陈家福回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秧歌队集体创น作描绘两个在延安过上了美好日子的河南移民，结伴回家乡接家眷来延安定居。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受尽折磨，最后相继跑回延安。剧本将“地暗天昏”的蒋管区和“清朗朗的太阳照当头”的边区作了对比，使人更加珍惜边区的幸福生活。《徐海ร水》又名《徐海水除奸》，翟强编剧，写到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混入我军进行瓦解活动的敌特，伙同一个因为ฦ受了处分心怀不满的异己分子，携枪潜逃；临走时，还胁迫平素表现落后的战士徐海ร水同行。一路上，徐海水目睹他们胡作非为，欺侮老乡，又知道他们是想投奔日伪。他先是悔恨不迭，后来激于民族气节和革命责任感，毅然将他们击毙，自己重返部队。这两个ฐ剧本，在较为ฦ宽广的社会画ฑ面上和较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注意表现他们的内心活动，艺术上比较丰满。在《周子山》原名《惯匪周子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编剧中ณ，怀着个人动机参加革命的周子山，在严峻考验面前叛变投敌，并受敌人指派在当地长期潜伏下来，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经过七八年，终于被人们识破，在他作案时当场捕获。全剧ຕ从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写到一九四三年，戏剧冲突尖锐，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革命事业开创阶段的复杂艰苦的经历。在当时的新秧歌剧ຕ中，它不仅规模最大，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最为ฦ深广。以反面形象——革命队伍的叛徒作为中心人物，显示的却是革命潮流不可阻挡，这正是它很大的成功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ฐ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ำ具体工ื作任务。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ำ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ฐ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ฦ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ฦ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ณ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共收报告、通讯二十六篇。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伊凡斯一道，从晋中ณ出发，经晋北、冀北、晋西再返晋中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但始终把“绝对精神”作为ฦ自己哲学，历时五十余天，印象记写的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经历。它记述细密，质朴，又明白畅晓。由于作者深入战地生活，选取的材料生动、新颖，许多篇章能ม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谈》通过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军支队长的夜谈，揭露了日寇用香烟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国和英美友人的关系。夜谈的地点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国联军到过的地方，一个侵略๓兵在方แ桌上刻下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而现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强大统一战线，显示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徐海东将军》是几篇人物特写中较好的一篇，它记述了从“普通的湖北孝感窑工”到“使敌人胆战的名将”徐海ร东的事迹，对他的“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ม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๓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ฦ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和沙汀一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大后方发表报告文学的，尚有诗人卞之ใ琳和小说家楼建南适夷。卞之琳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于次年在昆明出版后由气而生。提出“天与人交相胜”之论，认为ฦ自然“生万，以其内容的真实可信，记叙的朴素无华，引起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不同于《随军散记》直接记述贺龙师长《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以七七二团为中ณ心，写了团级和营、连级干部乃至士兵的斗争与生活，虽然旅长陈赓曾几次出现，也间接涉แ及师长刘伯承，但作者的笔触始终围绕着士兵和下层干部ຖ，围绕着部队的战斗和成长，写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没有八路军，山西早就完了”、“没有老百姓，八路军还厉害吗？”写了军民协力要使山西省成为ฦ侵略者坟墓的决心，就象民谣唱的——“日出东海落西山，救国西来军。”全书笔墨简洁，不事修饰，完全象生活素材一样，为历史留下了斗争的具体的史迹。其中如“彭城遇袭”、“后峪伏击”等几次战斗，写得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作者目说：“我在设法于叙述中使事实多少保留一点活气的时候，并不曾利用小说家的自由á，只顾文学上的真实性。”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前言》说明他严格地遵守真事真人的原则，处处于朴素中见匠心。适夷的《四明山杂记》写得稍晚一点，作者从自己้进入浙东游击区写起，到日本投降后撤至苏北根据地为ฦ止，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新四军第三纵队在“周围八百余里，雄据五个县境”的四明山区的活动。全书收十三个短篇，每篇独立，读起来又有内在的连贯性。作者从进入游击区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分子，存亡与共，因而写得血肉丰满。虽然事态变幻，情节错综，象《误会》、《王鼎三和小白脸》等篇，大有传奇味道；但作者写的是人，是活跃在抗日游击战线上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向革命队伍投诚的土匪大王王鼎三，妻女被伪军霸占的石狮子李宝友，父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头头的革命报纸校对员吕明，多次被俘的和平军伪大队长童灿，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运，他们都在翻腾的生活中显示其鲜明的性格；这些性格经过时代洪炉的铸冶，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决不是为写人物而写人物，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中ณ，深刻๑而多样地反映了这个苦难民族在激烈动荡年代里的史诗一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