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๐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活，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ฐ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样。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
1้565年，海ร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า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ท为ฦ吏员所操纵。像海ร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ร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เ了他这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ฦ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ฦ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地位巩แ固下来。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๐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๐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ว，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ม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เ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储问题得不到เ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言语，举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ฦ附逆，未必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๓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限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แ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ฦ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é也许已๐经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ฦ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个人得中ณ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北京的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ว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ำ又成本。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ฦ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ม和谐的大原因。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é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ฦ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褫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百下。廷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é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ຖ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次率领ๆ僧众，跑到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也是李贽以良知为主ว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ใ中，谄事权贵人以保日之荣；暗室屋漏之ใ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刻不打赢”当个人真能领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已，外不见人，无美于中ณ，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ฦ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个事例。李贽与耿定向的个ฐ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๐经超出了个性的冲突。其中ณ的微妙之处，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贽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ะ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贽“未信先横”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嘲。由于王阳明的创造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个完整的系统。王阳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按照朱熹钓ี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个ฐ所以然，自已๐反而为此病倒。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แ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出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ท。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个ฐ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个ฐ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说。他认为，知识是种决断，必定引起种行动。个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เ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เ。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未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ฦ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ฐ人主义自由主ว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趋向。158๖7年，李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ฦ缺乏前后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贽的学说半唯物，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朱熹那样的烦琐累赘。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些关键的问题，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的说良知是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ม性属于生命中ณ的奥妙。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这些问题，为ฦ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种流动的状态之ใ下，等于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ฐ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贽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畿的书，之后他又两ä度拜访王畿，面聆教益。他对王畿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畿之书，亦无岁不谈王畿之ใ学，后来又主ว持翻刻了王畿的文抄录，并且为之作序。
按照王畿的学说，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ศ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贽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顾。耿定向说他狎妓，李贽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ฦ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因之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ຒ，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ฐ人都能ม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ศ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ณ经常流露。
李贽又有他的另面。当他说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艮这边。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ฦ，王艮把王阳明的学说推广而成为ฦ“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ม；如果存在这种可能ม，与之ใ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王艮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学的发挥。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李贽虽然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ม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论，他始终被认为ฦ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贽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己้有所需要，就推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弑盗贼”，指斥张角为“妖贼”。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ใ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ฐ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า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出对付新า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ฦ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ກ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ว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ฦ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ใ重”的责任，李贽则ท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ณ，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会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ฦ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贽在这些方แ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极其相似。
李贽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悝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贽更为ฦ大胆的结论是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猷和戚继光，李贽极为ฦ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ฦ“宰相之杰”，“胆如天大”。张居正死后遭到เ清算，李贽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ว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贽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ใ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贽的后半生，却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ษ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ฐ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敬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ใ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埒。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๑年始分治士人进学中ณ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贽还和梅国桢过从甚密，梅国桢后来为ฦ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贽又和漕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烟亲。在盛名之ใ下，甚至连亲藩沈王也对李贽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李贽托言严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赀财富有。他特意为李贽修造了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ฦ其客居的供应之资。在李贽的朋辈之中，惟有焦竑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贽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é，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ç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แ。读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有创น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ม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แ。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ใ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ฤ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ศ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个ฐ“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น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ๆ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ฦ道学，阴为富贵！”，
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致，那么唯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贽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ຂ然如此反感，李贽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贽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贽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๖年出任福建巡ำ抚，主ว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เ当地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ณ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蛰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ຉ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艮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ณ的佼佼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则力为ฦ辩护，认为何心隐之ใ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已๐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偈中ณ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两句偈语，也就是说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น造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ฦ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ม推行无碍。在本朝的社会中ณ，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旦位列封疆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ຖ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ำ，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ำ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ำ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ม统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种笼统的办法，也是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处的提到เ，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ฐ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念之ใ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ຖ，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๒等等离奇的方แ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ຓ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น造，又同样为ฦ时代所扼止。李贽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洛克样，从个ฐ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个新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เ自己有自私自利的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ม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善。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๐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方面，他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部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贽不可能从根本放弃以伦理道德为ฦ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风求凰，安可诬也”。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贽认为情有可原。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贽自己能ม作出这种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ณ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贽对这部ຖ书自视甚高，称之为ฦ“万世治平之ใ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เ，他的观点不能见穿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却不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个矫饰的社ุ会。
16๔01年初ม春，芝佛院被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这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ม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个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数二的大户，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国桢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桢有个孀居的女儿梅澹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ç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เ的“澹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系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他把澹然比为ฦ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๑，题为观音问。他还有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ฦ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ທ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ม容忍。反对者举ะ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呜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贽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ฦ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ใ。因为ฦ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ท，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ฦ根据。李贽的言行既ຂ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ำ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ฦ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滛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事生非的情节著为ฦ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5年之前，即1596๔年，有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贽。仅仅因为李贽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贽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น建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น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ฦ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ຕ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贽则ท自动作了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绅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澹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官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他和随从僧众的生活所需，使李贽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ຖ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贽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á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贽提出这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就在这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