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文体。其不公平性还在于，在作品面前，读者成了作者那ว只隐形的手所牵动的木偶——作者与人物的同一，误导读者接受并融于叙事整体，即接受文本与文本之ใ外的、写出的与生活过的、情感再现的与情感表现的混合交融而成的幻像。这种幻像使读者失去了正常判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阅读心理，使读者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对作品建立了一种信任——它推动读者与小说人物同化，相信与人物生活在同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中，使作者、叙事者、人物与读者不分彼此一致地相处在作品产生的幻像的一切环节中；这样，虚构的作品与现实的存在也就相互交混而不可分辨了——虚构即真实。
自传体小说是一种含混而可疑ທ的文体，作者的“我”与书中的“我”两相混同，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出的故事之间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左右摇摆，作者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人物得到赞美时，它是自传；情感悖逆而受到怀疑时，它又是小说。同时，自传的“隐私”性，诱人阅读；小说的虚构性，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缺憾——作者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日瓦戈医生》中有一段几乎是作者自白的话，可以让我们洞悉帕氏的心理背景：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威逼他表声明拒绝接受，否则ท将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屈服，他在给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并说：“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于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对荣誉的执著，使他不顾利害，正义凛然，义แ无反顾。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与他通了电å话，他的态度生了戏剧ຕ性变化——他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拒绝接受奖金的电å报，并同时拍电报给苏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尽快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作家，对名位和荣誉的执著，固然是其世俗性的弱点；但其本质的弱点，是对情感的内在需求。情感之所在，正是作家抵抗强大的外界挤压所据守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被攻破，会使作家陷入比死亡更不堪的虚无与幻灭。
人生活在哪个地方แ为ฦ好，梭罗认为生活在乡间更好。所谓家宅者，不过是一个座位；但如果是坐在乡间，便可以闻到空中ณ的芬香，听到天籁那ว不息的音乐。
九
人最敏锐的感觉部位是皮肤，且是最真切的感觉，怀特的“皮肤语言”便很让人心领神会——他实际上写的是土地之上的人们的心灵感应。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加“土地之ใ上”的定语，是因为这种情感产生的背景，是土地的原色，而绝非市井上的声光电色。
又比如，帕克与艾米初婚的日子里，她感动于他身体的结实，他望着她脸上的颧骨和心甘情愿地向他裸露着的颈上的锁骨，也漾起无边的柔情——他们无声地感激着对方แ，“连他们的皮肤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同母亲一样，毅然嫁给了贫穷而恪守的本区牧师。
“我”的“回归”，不是本能的回归，而是有切肤之ใ感后，在自省基础上的全新า的回归——出走前，由á于生活在宗教“本源”中，“我”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宗教感情，或日“宗教情结”；归来后，经过了世俗的洗礼ึ，对宗教有了理性的向往，即已成为一种精神理想——那ว么，就是对宗教的献身。
她的心直在扑腾，
我紧紧把她抱住，
要想看清人类对爱情的态度，先让我们看一看孩子们是怎么对待情感的——
然而，《呼啸山庄》毕竟是十九世纪的文本，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开始把灵魂的精神的爱情转化成肉欲的消费的爱情时，对爱情的执著，便是一桩很稀奇的事了，便是真正的“异类”了。
然而，富人却激了穷人的自醒——富人的入侵与掠夺，使穷人丢掉了对富人的幻想，毅然站到เ了富人的对立面，从而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对富人的依附——“宁可吃尽牛马苦，也要活得有自由”。
对穷人来说，这是个严å重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格丽ษ卿再也找不到做人的尊严了。她为了活下去，而一次又一次地嫁人；灵肉一直分离着，从未体味到圆满的幸福——富人把穷人毁了。
其三，从道义แ的层面上，同情是一种伟大的人间情感，是人心向善、向爱的象征，也是奉献和牺牲精神产生的人性基础，更是锻造社ุ会良心和伟大人格的砧石，所以，人世间不能没有同情。但，同情不能仅停留在良心现、感情用事、行侠仗义和个人努力上。同情，应该变成一种社会理性和社会规则，同时，也要变成一种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的标准，使愈来愈多的社会强势分子被规束到尊重弱者、关爱无助的情感轨道。一旦同情展成一种浑厚的社会情感，变成一种心灵的向度，具有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彻底同情便会成为一种人性的自然。那么，弱者就有福了；那么，弱者不弱，孤者不孤，便不再是一种奢望与梦想。
其二，说到底，同情是一种不平等的感情，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垂顾与呵护，有居高临下的味道在。所以，同情者必须ี保有自己้的强势地位，一旦失落，便不再是同情，而是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为什么同病相怜者能建立深厚的感情同盟？盖缘于他们之ใ间有着平等的人格基础。霍夫米勒少尉的强势地位是摇摇欲坠的。他是通过不择手段和隐姓埋名才取得贵族称号的，虽然做了军官，但不体面的历史和卑微出身依然像个阴影笼罩在他头上。而他一旦与艾迪特小姐结婚，会被军官阶层和贵族阶级所不容，他会重新陷入社会的底层，这一点，是一个ฐ有失败经历的人所不能ม承受的。所以，少尉的最终逃离，与其说是自私，不如说是无奈，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从艾迪特小姐的角度说，既然同情是一种不平等的感情，她应该有勇气直面这种不平等。爱和同情是两种感情，而以不平等的人格基础，去索取人格平等的、比同情更深刻的爱情，她未免有些孩子气了。坦诚地说，在那种情形下，即便她勉强地得到少尉的爱情，她也是不会幸福的——“离之ใ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这是必然的结局。所以，艾迪特小姐不仅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也是她自身性格比如刚烈、要强和感情用事的牺牲品。
于是，人间的爱，是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的保证，因为我们确信爱是人性的根本标志，是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在功利ำ主ว义的红尘中，我们心神镇定，从容地微笑着。
四
真理是功利的。道德是功利的。
人的生命尊严是功利的。人间的爱亦是功利的。
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๑，感觉这些非物质主义的人间情感，不免有些悲壮的色彩。但悲壮不是忧伤，更不是无奈；忧伤与无奈会弱化心灵的力量，而悲壮则ท是灵魂不屈的“不合时宜”的反抗。我们之ใ所以对诸如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这些被红尘遮掩的情感进行抚摸，是缘于追求纯粹生活的内心律令。
兽性，一直在人性的深处沉潜着；我们之所以惧怕外在的诱引，是因为ฦ它会使兽性浮出生命的“界面”，使人陷落到野蛮状态。而眼下的“诱引”真是太多太多，足以引起善良人的忧虑与惊警。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建立“话语霸权”，我们不好干涉别人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自我完善——对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的话语关怀，会浸ฤ润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变成一种自觉的道德律令，即一种生命理性。
我们相信，具有了这种生命理性的人，是不会轻易地就被“世俗”的感情冲动所俘获的；他们是一种理想的“坚守”，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他们因此而代表了纯粹意义上的人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