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先生死后的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ว”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再过若干日，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先生开追悼会，收到的挽联，亦多从“厚黑教主”立论。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戏词，竟成为他身后的谥号了。今录当时的挽联数事，以殿本传：
这一篇大议论，便是这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灭了！如果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许经过若干时日，还有重光的时候。如今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与世长辞了；但是他慧星般的思想，于人事物理诸方面，未必无启示ิ的作用吧！历史学家常说的话：“盖棺即可论定。”我对于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则以为ฦ“盖棺尚待论定”。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ณ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ท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ใ为ฦ思想家，不得称之为ฦ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ณ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ฦ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ใ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ท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ฐ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ๆ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ใ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ๆ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第四，他说中ณ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ณ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各种主义แ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几件事物。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ว义的第四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ว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แ。中国主义แ则ท不然：纯乎ๆ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ม；纯乎利ำ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แ的第三特色。